贝克特《等待戈多》展现战后荒诞。
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是其巅峰之作。
《等待戈多》
《蝇王》
《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二十二条军规》
钟娜
投笔从戎，是文人的传奇，更是历史的选择。换一个视角来梳理二战，我们会看到一个个在西方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璀璨流芳的名字被写在了征兵卷上，年轻的作家们或者准作家们带着自己的手稿、打字机和心爱的书籍登上了战舰与飞机。
战争永远地改变了他们，而他们永远地改变了文学。要想理解他们重塑的虚构世界，不妨先来了解他们所经历的魔幻现实。
一份与战争相关的
作家年表
这是一份文学与战争的对照记。我们将热爱的名字还原到当代史中，试图了解脆弱如凡人的他们。
1937年，纳博科夫在反犹氛围中移居至巴黎，1940年，他携家人乘珊普伦号前往美国。
1940年，英国宣布加入二战后，威廉·戈尔丁放弃教职，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他后来短暂地参加了击沉德军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战役，并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指挥一艘登陆军舰。
1940年，德国占领巴黎后，旅居巴黎的爱尔兰人贝克特，加入了法国地下反抗军（French Resistance），担任信使及秘密情报翻译，从事了大量危险活动，其间数次险些被盖世太保抓获。
1940年，萨特入伍，此时他已经创作了《恶心》。二战期间，他担任气象兵，将观测到的风向通报给炮兵连。1941年，萨特35岁生日当天，他被德军俘虏，在战俘营度过了10个月的牢狱生涯，最终以有眼疾不能打仗为由说明自己不是士兵并离开了战俘营。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艇，侦察德国潜艇的行动。就在几年前，他在西班牙和同志们一起参加西班牙内战；几年后，他又以二战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
1941年，塞林格与乌娜·奥尼尔短暂交往，后者后来与卓别林相恋并最终结婚。塞林格开始向《纽约客》投稿，其中7篇被退，最后，一个关于霍尔顿·考尔菲德（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角）的战前幽默故事成功发表。1942年，美国宣布加入二战后，年仅23岁的塞林格从军。两年后，他前往欧洲从事反间谍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巴黎遇见了海明威。
1942年，冯内古特入伍时还在康奈尔读大学，主修化学。（事实上他们家族或许真的拥有化学天赋，冯内古特的长兄后来成为气象学家，发现碘化银可用于人工降雨。）年仅20岁的冯内古特当时尚未正式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他在从军培训期间，从属于步兵师的侦察部队，操作240毫米的榴弹炮；然而最后被分到了第106步兵师。
同年，约瑟夫·海勒入伍，年仅19岁，他后来作为B-25轰炸机的投弹手在北非和意大利参加了60次飞行。他自小拥有一种尖刻的幽默感，认定自己将来会成为作家，然而此时，他尚未开始文学创作。
同年入伍的很可能还有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他当时二十出头，是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加入美国商船队服役。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例外，庞德。这位美国诗人自1925年起一直居住在意大利，成为了墨索里尼的追随者。二战爆发后，庞德逗留在意大利，仍保持美国国籍，开始播送一系列极富争议的广播节目，其内容往往涉及对罗斯福及犹太银行家的抨击，认为他们是战争祸首。1943年，美国政府根据广播性质认定庞德叛国，战事接近尾声时，庞德以叛国罪之名被美军拘留，在监狱里度过了数周炎炎夏日，到了晚上，会有灯光照亮他的监牢。不久后，庞德在压力之下精神崩溃，经过精神诊断后，被移出监狱。
参战经历催生了
他们笔下的作品
当塞林格登上前往欧洲战地的船舰时，他已经开始创作《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雏形故事，这份手稿跟随他度过了二战生涯，与他一同登陆诺曼底，一同正步走在巴黎街头，见证了无数军人的死，最后见证了纳粹集中营。
二战期间，塞林格笔耕不辍，他一路上都在对故事进行修改。霍尔顿·考尔菲德也伴随着作家一路成长。诺曼底登陆日当天，塞林格身边已经积攒了6个关于霍尔顿及他的家人朋友们的故事。
许特根森林战役是盟军的梦魇，许多幸存者对当时的场景闭口不提。塞林格最终将他在许特根的亲身经历投射到了《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又有污秽凄苦》短篇小说中的X中士的噩梦当中。哪怕在这一阶段，塞林格仍然抓紧一切机会写作。多年之后，他的反间谍同事回忆塞林格经常逃班去写作，其中一人甚至回忆，一次突袭中，所有人都躲了起来，只有塞林格还在一张餐桌下敲击着打字机。
作家的二战经历改变了塞林格的霍尔顿，使他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他爱用脏词儿的习惯没变，但他青少年的自私蒸发掉了，而他似乎说出了更大更多的真相。同样改变的还有故事的叙述视角，第三人称最终让步给第一人称，霍尔顿的声音变得更加直接、清晰、震撼。塞林格被战争永远改变的信仰经霍尔顿的过滤，体现为霍尔顿在兄长战死后信仰的缺失。对塞林格和霍尔顿来说，他们的悲剧都是一样的—被战争粉碎了天真。
同样以小说哀悼人类丧失的“天真”的还有威廉·戈尔丁。战争让戈尔丁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他曾说，“谁要是经历了那些年，却还没意识到人生产罪恶就像蜜蜂生产蜂蜜一样，那他一定是瞎了或者脑子坏了。”
正是对人性黑暗面的深刻理解促成了戈尔丁创作《蝇王》，这部小说讲述一群荒岛求生的孩子的天真最后如何被黑暗吞噬。在小说的结尾，“肮脏不堪、蓬头散发，连鼻子都未擦的拉尔夫”哭了，“他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戈尔丁对这部小说是执着的，《蝇王》写成后曾被21家出版社退稿，最后终于经著名出版社Faber&Faber出版。
战后文学疆域上长出了两个相互交融又相对独立的支脉：黑色幽默与荒诞派。贝克特选择对战场沉默，只在信函中简略提到战争令人消沉。他在1952年创作了《等待戈多》，第一句台词便是，“毫无办法（Nothing is to be done）。”
而1945年复员后的约瑟夫·海勒选择进入高校进修。他于1961年创作了著名反战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讲述了一名美国空军投弹手和他的战友们被捆绑在一个互相矛盾的官僚主义世界的荒诞故事。这部小说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一座高峰，同时也标志着海勒本人的文学顶峰—他再也没能创作出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更伟大的作品。
更让人五味杂陈的是作家们对战争的回忆。步入老年的冯内古特曾表示，“希望死时能安排军事化葬礼—有号手，棺材上要盖国旗，要有正式的仪仗队，一块神圣的场地。”以达到他一直强烈渴望的感觉，“只有在战死沙场上时才能感觉到。”
如果说冯内古特渴望的是为国捐躯给死亡蒙上的神圣感，那么，海勒对战争的回忆沾染了更多的实用主义色彩。在一封2011年拍卖的海勒与友人的通信中，退役后的海勒表示对军队生活非常满意：免费食宿、医疗和旅行，他“年轻，战争十分刺激……并且入伍的资历大大提高了”他战后的生活水平。
还有更多的作家选择沉默。二战记忆隐居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时隐时现。在战场上，和平岁月的记忆让硝烟如同幻象；而战后，冲锋岁月的记忆让平凡生活如同幻影。二战作家们被这两种真实—或者说，这两种幻象—揪住，替我们承受着历史对人性的拷问。今天，当我们翻阅他们的作品时，或许能在页底发现，他们看见过战场的，那双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