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涉及每个个体的一生，涉及群体的是一代人，造成的后果大约三十年以后才能出来。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古训是人们总结的真理。我们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根源至少在三十年前。而我们当前更严重的教育问题，大概到三十年后会爆发为社会问题。
1．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
教育危机的第一个方面：人才培养。这也是钱学森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中国不可能从外国引进顶尖的科技人才，必须靠自己培养。
一个非常尖锐的事实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所有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中国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李远哲、钱永健、丘成桐、陶哲轩）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所受的教育，与现在中国大陆的小学、中学、大学无关。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出国留学人数大约400多万。在大陆受过教育的30到40岁的中国人大约在一亿以上，却没有一人能获得诺贝尔、菲尔兹奖。
教育危机的第二个方面：人格教育失败。简单说没有礼义廉耻教育。
表现的烈度：教师、医生杀幼儿园儿童，中学生、大学生杀老师。
表现的广度：从农民工到企业家、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人格教育一样失败。例如：没有平等意识，只尊重他们有用的人。不敬业。中国足球是各行各业的缩影。
这些事件过去即使有，也是个别的，在当下中国比较密集出现、爆发。这些问题根源都在于教育。因为，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上游。
任何人都知道，河流的上游如果污染了，下游在劫难逃。如果说社会生活是条河，那么，教育就是这条河的上游。
没有人天生就能获得人类的文明，每个个体进入文明的道路就是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就是野蛮人。因此，每个个体成长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接受教育。教育也因此称为启蒙、“开蒙”。这些教育的成果，对于每个个体会产生终生的影响。
一个初中毕业生，也受过9年的国家义务教育。至于大学、硕士、博士受的教育更多。但实质上他们没有受到完善的人格教育。因此，从根本上说，他们只是掌握一些知识和技能的野蛮人，或者说，只是过去意义上的手艺人。
教育出了这些问题，我们社会生活的上游就被污染了，所有的其他社会问题必然会暴露出来，这是下游的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
2．窒息中国教育的“三座大山”
当前中国教育不是常态，而是变态。导致变态的根由，我归纳为“三座大山”：“官本位”的教育体制，“应试教育”模式，狭隘的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
第一座“大山”：中国教育的“官本位”体制，是个不争的事实。“官本位”体制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简单说就是把学校变成政府衙门。
从根本上说，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体制。试想，我们用“计划”无法管理经济，怎么可能用“计划”来管理教育呢？质言之，政府连一个生产企业都管理不好，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大学？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官本位”教育体制，不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经济、文化建设的现实。
第二座“大山”：当下的中国教育的很多弊病是由“应试”而来。为了高考，升学率是中国每个中小学追求的目标。更严重的是，对于高考的冲刺，已经从幼儿园、甚至胎教就开始了。高考是个必须要过的独木桥，因此，分数是硬道理。
“应试教育”的危害直接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伤害、戕害了“大多数”。中学里的优秀师资主要用在少数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身上，实质上，我们的中学就是为这些少数人办的，遗忘了大多数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让他们带着心灵的创伤走出校门。
中学阶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时期。这种负面影响对于个人是影响人的一生，对于社会则影响到道德伦理、社会风气甚至犯罪等多种领域，其危害性是难以估计的。举一个极端例子。
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东老师，被16岁的高一学生李明连捅几刀，倒在血泊中。这个自称是“倒数第一、差生、坏学生，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的李明，在一张活页纸上写下300余字的“死亡笔记”：
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去后悔，从我这个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业可以改变。
这种血泪呼喊，直指现存的教育制度！
任何教育都是把育人放在第一位的。教育不是那种培养少数精英而伤害大多数的教育。让走出校门的“大多数”成为这个社会冷漠无情、甚至是具有对抗心理的公民，是中小学教育真正的失败。
第二是消磨了一些优秀学生的学习兴趣。现在的中、小学生们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繁重的课程和作业，各种各样的考试，甚至周末还有各种补习。当他们进入大学或者熬到博士的时候，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已经消磨殆尽了。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做官、过好日子，是这些孩子的大致出路。科学创造的一个根本动力就是兴趣。这是我们教育毁坏人才的根本所在。
第三是人格教育的几乎空白。不能说中小学没有德育和素质教育，但是，与分数相比，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等等这些东西能值几何？现在的大学生的致命弱点，就是没有经历挫折，难以承受打击。大学生精神出现问题的不少见，高校自杀的学生有不小的数字，而且正在呈上升趋势。
第三座“大山”：狭隘的“望子成龙”的社会观念，让学生和学校都处于泰山压顶之下，变得畸形。人们把孩子的未来当作家庭的惟一重心，而且，这个未来的关键就是高考。于是，从孩子受孕的时候起，向这个终点的冲刺就开始了。
家庭和社会的这种观念，首先让中、小学和老师产生巨大压力，他们也别无退路。任何学校，如果升学率不行，优秀的生源则会干涸。学校因而经费短缺，老师待遇下降，严重的则会关门大吉。升学率高的学校则完全相反。由此也产生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名牌大学附中的校长，比该大学校长还牛气！
其次，“望子成龙”的观念，导致家庭教育的扭曲，学习成绩也被当作衡量一个孩子全部素质和能力的唯一标准。学习好的孩子，即使有任性、自私、懒惰等缺点也不被在意。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即使有节俭、勤劳、乐于助人等很多优点，也不能获得社会和家长的赞赏，被家庭和社会压抑的抬不起头来，于是利用上网等各种形式叛逆家庭，造成了很多家庭和社会悲剧。家庭压迫往往成为摧毁孩子精神支柱的最后一击。
社会和家庭的这种观念，为“应试教育”模式推波助澜，使之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三座大山”关系是：“官本位”是基础，它维护“应试教育”模式；“应试教育”模式直接产生危害；而家长和社会观念虽是被动的，但推波助澜。
中国教育必须要推倒这“三座大山”。但是，撼山易，撼中国教育难！因为，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一个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阻挡中国教育的真正改革。
首先是巨大的教育官僚集团。离开现行的教育体制，其中大部分人就要转岗或下岗。他们的全部身家性命与这个体制是一体的。我们发现：近十几年来所有的“教育改革”有一个特点：越改教育行政部门权利越大。所以，他们非常热衷于这样的“改革”，不亦乐乎！
其次是巨大的教育商业体系，包括出版社、报纸、电视、民办学校、系列的补习班等。他们是依附于这个体制的附庸，捞到巨大的经济利益。现在大家认识到，赚孩子的钱是最容易的，也是暴利。
第三是这个体制指定、认定的“专家”、“学者”，他们实质上也是一种官。他们在这个体制内得到的好处，甚至不亚于官员。
因此，希望现行的教育部门来推倒这“三座大山”，只能是痴心妄想。
3.
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基本一样。当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能用市场的杠杆从外部消解。市场经济不仅滋生、壮大了民间企业，也改造了国营企业。对于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我们只有用“市场”的杠杆和力量，才能革除它的痼疾，让“官本位”釜底抽薪，恢复教育原本的功能。
因此，中国教育要推到这“三座大山”的唯一办法是：
真正实现民间资金进入国家教育，开放私立大学。
用市场的规律不仅会在中国兴建起一批一流的私立大学，而且还能盘活我们的国立大学。实际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名牌大学，例如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等都是私立的。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办教育的共同经验。只有引进这个机制，才能推倒“三座大山”，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模式。
我们作一个个案分析：假如燕京大学复校，假如是司徒雷登这样的教育家重掌燕大，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第一，燕大只要用相当美国教授的薪水（年薪8万美元），就可以聘到中国大陆最顶尖的教授和最优秀的学者，也可以聘到全世界杰出的华人学者。这个年薪已经远远超出了当下国立大学教授和“长江学者”的年薪。因此，即使像北大、清华、复旦等最好的高校等都无法与之竞争。这些用高薪聘请的第一流学者，自然会打造一些院系的学术“旗舰”。这些顶尖学者组成的无与伦比的教授队伍，会成为燕京大学最夺目的风景。中国大陆任何大学无法与之对抗，都会望其项背，自叹弗如。
第二，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教授队伍，自然会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因此，燕大的招生（它可以单独招生或参加统招）在中国大陆也会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两个变化会给整个中国大陆教育界带来雪崩般的冲击与整合。
第一个影响是在高校和整个学术界。
首先，它会产生一个真正严肃的而又有影响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因为，它不考虑非学术化的外在因素，只用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应聘者。这就给学者们开辟了一条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导向。一个真正的学者，会在这里得到认可，体现价值。因此，它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阻挡的。
任何在非学术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头衔、官衔，在这个体系下会一文不名。由于真正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学术腐败问题会自然消失，迎刃而解。因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学者的学术生命就会终结。这样的“惩罚”足以让以学术为职业的人终身引以为戒。
其次，它会推动高校的真正改革，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真正确立起来。因为，没有一流的教授和师资，就不可能成为名校，那样既没有很好的生源，也不能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教育资源，高校将成为无本之木。在燕大高薪聘教的强力冲击下，北大、清华、复旦等为了保持自身在学界的地位，也必须聘请最好的教授，否则它们将自动出列。因此，它们必须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
在这样的改革面前，大学的生存是首要的，就像我们的国企改革一样，如果不真刀真枪、而是花拳绣腿，它就无法生存。因为归根结底，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不是由官僚们决定的。因此，高校必须要进行行政、后勤系统的改革。这样就会把当前人员臃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中国高校真正推向的改革，而不是停留于表面，“官本位”将被釜底抽薪。
第三，高薪聘请教授不仅会在全社会给学者带来尊严，还会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现在中国教授的薪水不仅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解放前的平均水平。
现在北大一个普通副教授的薪水约4千元人民币，只是当年燕大的25\1。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学者尊严来说，这样的薪水都是说不过去的。目前有些教授走穴，或者做买卖，当律师，作顾问，挂名董事，……与此待遇不无关系。现在教授之间贫富悬殊之大，令人吃惊。没有社会尊严感的教授，自然也会消解了职业的神圣性和责任感。
第二个影响是在中小学。
由于燕大招生的绝对影响力，它可以打破中国高考的模式，冲破的应试教育的堡垒，给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带来新的方式和风气。这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出现这种现象，质言之，就是真正教育市场化的形成，因而激励大学之间展开真正的竞争。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大陆现在的民办大学不具有真正私立大学的性质。因为，真正的私立大学是捐资兴建的，非盈利的，而我们现在的民办大学都是投资建立的，盈利的，它实质上就是公司。因此，它不是按照教育的规律办学，而是按照经济规律办学；它不可能让教育家来管理，而是让企业家来管理。因此，它既不可能成气候，也不能培养出真正的杰出人才。
成功的私立大学在世界发达国家教育中举足轻重，成功的私立大学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只要想到燕京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就会知道私立大学对于中国教育曾经做过的巨大贡献。唯有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体制，在办学、招生的根本制度上作出改革，同时也必须实行税收制度改革，建立民间的教育基金会，实现真正的教育市场化，才能带来大学真正健康的发展，带来中国教育、科学、学术的真正建康发展。这样，中国教育才能回到按教育规律办事的常态，才有希望。
4．相关的话：钱的问题
现有中国教育主要依靠政府财力支持。2010年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到GDP的4%。而且，很多大、中、小学经费严重不足，尤其是非重点的学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闲置、浪费和外流的经费又令人触目惊心！
第一是存留在海外的教育基金。欧美过去在中国开办的学校不下上百所，著名的大学也有几十所。解放后我们停办了这些学校，但这些教育基金应该还在，而且是一笔巨大的经费。仅仅燕京大学仍然存在的基金，据说有上百亿美元之多。此外还有辅仁、同济等其他大学的教育基金。我们为什么不让这笔巨大的资金回来，为我们的教育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腾飞服务？
第二是现在中国民间每年流失海外的教育资金。现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学生留学海外，仅2009年就有29万多人。这些人中拿到大学奖学金的不会超过3万，全额的甚至不会超过1万，自费生约26万多人。
初步估算，一个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自费读大学的孩子，每年的费用约人民币20万。按照大学4年毕业计算，每年中国大陆流出海外的教育费用至少是：20万X26万X4=2080亿。而且这里很多是读中学的，还有读研究生的，所需时间更长，费用更大，再加上半奖学金的人，还有29万之后的数以千计的人数，等等，数字会更大。
2080亿是个什么概念？现在“985大学”（北大）每年国家投入6亿，“211大学”每年国家投入不到1亿。1991年香港科技大学建成花费20亿美元。如果用每年流出的2080亿，近期可以至少建立100所“985大学”，1000所“211大学”。
教育还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如此规模的私立大学，能够解决各方面的人才就业。需要的教学人员就有几十万，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也要几十万，相关的建材、设备和服务人员，更是不可胜数。
再设想：新建100所“985大学”，1000所“211大学”，中学生上大学的比例达到75－80％，上名牌大学的比例达到30－40％，中学生高考就不会这样玩命，这应该是解决“应试教育”弊病的根本办法。那些试图通过增加高考的次数的办法，实质上是把过一次鬼门关变成多次过鬼门关，最终还是增加中学生压力和负担。
当然，拯救我们的孩子，拯救中国教育，还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教育的改革必须与纳税制度改革配套，否则无人主动捐资教育。还要改变人们狭隘的望子成龙的观念，要树立平等的人格尊严，要宣传普通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在目前，恢复私立大学，实现教育市场化，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最重要、最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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