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2018年已成为过去。在这岁末年初的时候，回首2018这一自然年度内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相比较来说，这一年度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取得了丰硕成果的长篇小说的“大年”。具体来说，这一自然年度内，进入我们关注视野的长篇小说主要包括有贾平凹《山本》、李洱《应物兄》、王安忆《考工记》、刘醒龙《黄冈秘卷》、刘亮程《捎话》、徐则臣《北上》、韩少功《修改过程》、陈河《外苏河之战》、陈继明《七步镇》、盛可以《息壤》、唐颖《家肴》、周大新《天黑得很慢》、笛安《景恒街》、肖亦农《穹庐》、徐怀中《牵风记》、叶弥《风流图卷》、范小青《灭籍记》、葛水平《活水》、李凤群《大野》、王方晨《老实街》、张平《重新生活》、石一枫《借命而生》、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张柠《三城记》、宋尾《完美的七天》、张炜《艾约堡秘史》、陈仓《后土寺》、陈彦《主角》、梁晓声《人世间》、尹学芸《菜根谣》等。
双重第一人称叙述
细察这些进入了我们关注视野的长篇小说，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作家们一如既往地进行着长篇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与探索。这其中，尤以很多作家都不约而同地使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而特别引人注目。本文的主旨，就是要对2018年度长篇小说创作的这一方面，做一番不失深入的探讨与研究。首先一部作品，就是刚刚以《李海叔叔》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作家尹学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菜根谣》。阅读《菜根谣》，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尹学芸对一种双重第一人称叙述方式的特别设定。第一重，当然也是最主要的一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位名叫冯诺的下岗工人。这位冯诺，既深度介入故事，同时也承担着小说的主体叙事功能。线索性人物伶俐也即崔厚容意外失踪后，围绕这一失踪事件所生发出来的小说主体故事，全都是由冯诺叙述完成的。但就在我们误以为整部小说将在冯诺一个人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完成的时候，在整个小说差不多已经进行到四分之一篇幅的时候，我们却不期然地发现了另外一重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存在。是的，只要是熟悉尹学芸小说创作的朋友都可能会猜想到，这位在不期然间猛然现身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就是那个名叫王云丫的文字工作者。在这个篇幅不长的段落里，“我”也即王云丫在简单交代自己与冯诺关系的同时，更主要地还是要牵引出与伶俐意外失踪紧密相关的一条线索。
观察者“我”
同样也有第一人称的叙述，但周大新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的具体情形却又与《菜根谣》有所不同。依照常规，既然是一部旨在思考表现老龄化问题的长篇小说，那么，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就应该是一位老年人无疑，但周大新的别出心裁处，却在于他所设定的这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钟笑漾，不仅不是一位老年人，而且还是一位从河南南阳进京打工的家庭保姆。就这样，借助于外省大专生“我”的观察视角，从身为专职家庭保姆的“我”进入肖成杉家开始，老年人肖成杉就成为了作家的具体聚焦对象。事实上，也正是通过对肖成杉这样一只明显具有标本意味的“麻雀”的细致观察与解剖，周大新得以有条不紊地铺展开了他的老龄化叙事。
“前世”与“今生”
另外一部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长篇小说，是陈继明的《七步镇》。具体来说，陈继明在《七步镇》中设计的，乃是一种时有交叉的双线并行结构。第一条结构线索，是身兼作家与大学教师双重身份的现代知识分子“我”也即东声的难以治愈的“回忆症”精神痼疾，以及他与居亦之间的现实情爱故事。第二条结构线索，则是以“我”的“前世”李则广及其父亲金三爷为核心的上世纪战乱与畸形政治高压时代的历史故事。这其中，将“我”也即东声的“前世”与“今生”的故事巧妙地扭结在一起的，乃是实际上困扰了东声很多年的“回忆症”精神疾患。事实上，正是借助于现代知识分子“我”也即东声的难以治愈的“回忆症”这一精神痼疾，作家方才得以巧妙地切入到了遥远的历史图景之中，不无形象地聚焦表现了“我”的“前世”李则广及其父亲金三爷为核心的上世纪战乱与畸形政治高压时代的历史故事。
知识分子特征的第一人称
海外作家陈河的长篇小说《外苏河之战》，所采用的也是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叙述者“我”是一个居留于美国的一位华人青年：“那时我已经在美国呆了五年，有了绿卡，但生活一团糟，刚和前妻离了婚。”虽然叙述者并没有做过多的渲染，但我们从他的叙述话语中，却可以知道他其实有着颇为显赫的身世。“我”的姥爷，当年在某战场上是装甲兵团司令员，是有名的将领。用叙述者不无骄傲的话语来说，他的这位可谓是战功赫赫的姥爷，曾经以其特别强悍的作战风格给美国人制造了不少麻烦，很是让美国人头疼。尽管陈河只是看似非常客观地介绍着叙述者“我”其实很不一般的身世，但只要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就不难把“我”的美国留学以及随后的居留，与他那高干子弟的社会身份联系在一起。就这样，看似简单随意的一笔，但陈河却很巧妙地对当下时代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现象，给予了必要的关切。一般家庭出身的中国人，早在1988年的时候，便不仅要去美国留学而且最后还居留在美国，简直就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叙述者“我”之所以会对很多年前的战争产生强烈的兴趣，与母亲所赋予“我”的一项使命紧密相关。却原来，“我”从未谋面的舅舅赵淮海就很不幸地牺牲在这场战争中。因为母亲一直坚持认为假如不是自己配合舅舅一起隐瞒了姥爷，那么，在家里拥有绝对权威的姥爷就肯定会阻止舅舅的行为，舅舅也不会那么早就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正因为一直心存内疚，无法原谅自己，所以，母亲才专门打越洋电话给“我”，要求“我”利用身份之便，专程去越南寻找和祭拜舅舅的陵墓。或许与“我”和舅舅赵淮海从未有过任何亲缘交际的机会有关，对于母亲提出的要求，“我”一开始并不以为然，采取了半推半就的应付态度，但是，也正是在逐渐了解到那场战争的历史真相以及舅舅赵淮海的命运真相的过程中，“我”竟然对那段战争历史慢慢地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母亲交代的任务让我变了一个人。本来我是不喜欢和别人交流，对别人的故事和隐私毫无兴趣的人，但为了完成我母亲的任务，我必须硬着头皮去联络人，去搜寻那一段历史的蛛丝马迹。在我前往越南之前，我已经接触到了很多口述的故事。我被不断发现的人物和细节所吸引，开始主动介入。”就这样，伴随着“我”的蓄势姿态由被动变身为主动，当年那段战争历史以及舅舅个人命运的更多奥秘也就被强有力地揭示出来。陈河之所以要设定“我”这样一位明显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特征的后来者作为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如此一种上溯性叙事方式的使用，能够使得作家对那段既往历史的观察与叙述更为理性，反思也更为彻底。
成长小说框架的“我”
叶弥长篇小说《风流图卷》艺术层面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成功设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现身的孔燕妮，不仅承担着最主要的叙事功能，而且也还是小说中最不容忽略的主要人物之一。我们之所以把《风流图卷》理解为一部具有成长小说框架的作品，其具体成长者，不是别人，正是这位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孔燕妮。或许与她所具体遭逢的那样一个以压抑人性的自然成长为显著特征的政治高压时代紧密相关，孔燕妮的成长过程显得特别艰难。正如同由父母亲制造出的声音会影响到孔燕妮的成长一样，更进一步地，我们就可以发现，《风流图卷》中孔燕妮的成长，每每都与他人或者自己的身体紧密相关。无论是率先发育了的女友唐娜如何引导孔燕妮认识自己身体的秘密，还是两人私会时杜克如何诱导着孔燕妮去触摸自己的身体，抑或还是孔燕妮对奶奶高大进与地主“老丝瓜”之间私密场景的旁观，可以说都是如此。
必须看到，在孔燕妮的生命成长过程中，她的恋人张风毅曾经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在目睹了父亲与张柔和最后的分手一幕之后，孔燕妮的内心世界被一种熟悉的忧伤占领。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她给张风毅写信，并在信中讲述了那个初夏夜晚发生在自己和那位陌生湖南青年之间的故事。请注意，一直到这个时候，为孔燕妮所反复纠结的成长抑或“结束”与“重新开始”的问题，都与她的身体紧密缠绕在一起。对孔燕妮纠结的彻底解决产生了根本影响的，是来自于张风毅的理解与信任：“我收到张风毅的回信，他信里只有一句话：你是自由的——在任何时候。落款是：爱你的张风毅。”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能忽略，当张风毅强调孔燕妮拥有自由权利的时候，他绝不仅仅只是在强调孔燕妮可以随意地处置自己的身体，同时其实也更是在强调一个人思想的自由。道理说来其实也非常简单，你很难想象，一个思想上总是缩手缩脚的人，竟然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所谓身体的自由，实际上也就是思想的自由。事实上，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更为充分地理解叶弥关于小说结尾的处理。实际上，也正是在孔燕妮与张风毅他们两位观潮时互动的基础上，小说终于以如下一段极富哲理意蕴的话语结束了全篇：“给予别人自由多么幸福，喊出承诺的一刹那，我如在天堂，心中充满平静，我追逐情欲、爱、思想，也许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属于我的平静。”事实上，等到孔燕妮终于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并且进一步确认自己已经拥有了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她那漫长且充满曲折意味的生命成长也就宣告完成了。只要通读全篇，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叶弥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在很多情况下，所谓的情欲、爱、思想，可以说都是三位一体的。这样三个方面的因素，到最后都集中体现在了人物的身体因素上。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2018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不仅有一些作家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而且他们的使用也还的确称得上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无论如何，与传统意义上更多地使用第三人称非限制性叙事方式的长篇小说相比较，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使用，带有着突出的“现代性”意味与色彩。也因此，在行将结束我们的年度考察之际，我们寄希望于广大作家的就是，在日后的创作实践中能够在这一方面积累更加丰富的艺术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