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文论的接受要有反思精神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学理论界冲破了封闭性的蒙昧，享受了放眼全球的兴奋。在强烈的落伍感的驱迫下，文学理论界把最大的热情献给了西方理论，一波又一波的新理论被当作普罗米修斯的火种引进。国人表现出的强烈的饥不择食的贪婪，可以从急于改变弱势文化处境的心态中得到解释。但对于西方理论的接受，以今日眼光来看，还存在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

　　对西方文论的接受要有反思精神

　　西方文论，不管什么流派，均以对权威的质疑挑战为荣，故天马行空，以原创性和亚原创性为鹄的。我国学人则鲜有把西方权威当作对手（rival）进行质疑和挑战者，故只能疲惫地追踪。

　　国内对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陌生化”的接受就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例子。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什克洛夫斯基晚年看到绝对强调“陌生化”导致文学流派更迭过速，产生了先锋派文学中的种种文字游戏的垃圾。在20世纪70、80年代，他做了彻底反思，反复强调说：“艺术的静止性，它的独立自主性，是我，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错误。” “我曾说过，艺术是超于情绪之外的，艺术中没有爱，艺术是纯形式，这是错误的。”虽然人家坦承犯错误，可是国人却充耳不闻。在大量学术论文中，“陌生化”仍然满天飞。据超星阅读器搜索，在中文期刊上，与“陌生化”相关的文章共4186篇，以“陌生化”为标题者1625篇，论及陌生化的图书477种。文艺理论界把这个片面的、缺乏内在矛盾，因而没有运动衍生机能的粗糙范畴，当作金科玉律，比之苏东坡的“反常合道”，可以说是非常幼稚，又经不起阅读经验检验的。

　　在这一点上，倒是美国人比我们清醒，他们从欧洲大量引进思想资源后是有所反思的。刘亚猛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被我国理论界所熟知的美国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对1960年代以来美国从欧洲大陆大规模引进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结论：

　　理论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超脱大度”（impersonal and universal），而是跟它萌发生长的那个语境所具有的“独特时、地、文化和语言”盘根错节、难解难分。又如，在将理论从其“原址”迁移到一个陌生语境时，人们不管费多大的劲总还是无法将它从固有的“语言和文化根基”完全剥离。“那些试图吸收外异理论，使之在本土发挥新功用的人引进的其实可能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使之服务于某些异己利益，产生破坏性效果。”

　　同样地，我们也需要反思：引进的那些西方理论，我们热情追随的“大师”，是不是“一匹特洛伊木马，或者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呢 ？是不是“反过来控制了机内原有的程序”，对我们的理论建构“产生破坏性效果”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从西方文论的弱项开始质疑

　　西方文论所表现出来的智慧被认为可以列入当代最高层次。这一点，是否毋庸置疑，姑且不论，和他们对话必须有相应档次的智商，则可以肯定。但是，“最高层次”是多方面的组成，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每个方面都是绝对平衡的。最明显的是在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发挥到极致，这是他们的强项。这一点，可能是世界的共识。要和他们的强项对话，对之发出质疑和挑战，难度是比较大的。在这方面，国人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怀着最大的耐心期待着震撼性的成果。问题是，他们有没有弱项呢？我们相信，没有一种学术文化群体是没有弱项的。最为明显的就是他们在文学审美价值方面表现得极其软弱。例如，号称“文学理论”却宣称文学实体并不存在，如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导论》中都如此宣称。美国一位文学理论刊物的编辑W.J.T.米彻尔说得更加坦白：

　　现在美国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理论死了，已经终结了。关于理论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当然，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刊物编辑，他反对这种说法，但是他反对的理由却是：

　　文学理论自身并没有消亡，只是发生了某种形式上的变化，它已经转而研究新的对象，如电影、电视、广告、大众文化、日常生活等。

　　这样的辩解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文学理论存在的理由，不是因为研究文学出现了什么新成就，而是转而研究其他的文化现象，那还有什么理由叫它文学理论呢？出现这种状况，与西方文论家们的理论视野、价值诉求以及研究方法等直接相关。第一，西方文论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宣称，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一筹莫展”是宿命的，因为，文学理论只在乎概念的严密和自洽，并不提供审美趣味的评判。第二，一些西方理论家执着于从定义出发的学术方法，当文学不断变动的内涵一时难以全面概括出定义，便宣称作为外延的文学不存在。事实上，由于语言作为声音符号的局限性，一切事物和概念的内涵都有定义所不可穷尽的丰富性，并不能因此而否决外延的存在。第三，一般来说，西方理论家们的理论预设涵盖世界文学，可是他们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却知之甚少，他们的知识结构与他们的理论雄心并不相称。

　　并且，西方先锋文论往往隐含着悖论，用西方辩论术中的“自我关涉”法来反诘，就不难发现其致命的硬伤。先锋理论在哲学上是相对主义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就露出了矛盾，一方面他们的相对主义是毫无例外的，也就是绝对的，另一方面这种相对主义却是以不包含他们的相对主义在内才能成立的。那就是有例外的，不可能是绝对的。这种蜻蜓吃尾巴的现象比比皆是。解构主义认为解构是普遍的原则，但是，解构主义却享有豁免权，超越于解构原则之外。现象学论断一切观念都不是客观的，而是有主观意识渗透的，因而都要“悬搁”起来，从而“去蔽”。然而，“悬搁”既然是普遍性的方法，就应该包括“悬搁”在内，其结果只能是“悬搁”本身就应该被“悬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西方文论失足的地方，正是我们的出发点，从这里对他们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批判，在他们的空白中建构起文学文本解读学，提出他们想象以外的问题，概括出他们不能概括的范畴，驾驭他们所没有的理论和资源，建构我们的理论体系，和他们对话，在文学文本的解读方面和他们一较高下，迫使他们对我们的声音不能不洗耳恭听一番，也许这正是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大好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