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光亭：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

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传统文化表现出内向、平和、包容、厚重但又行动迟缓的基本性格。由血缘为基本纽带建立起来的伦理秩序，在政治性和人生修养方面，客观来看，在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后，不仅促成了中华民族向前的进程，也是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需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既保持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有关传统文化的讨论，是学界乃至大众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土壤，是东亚大陆半封闭的自然条件和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传统中国人依托黄河、长江流域世代耕作，自给自足。长期封闭式的生产、交往和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型态，自然表现出极具凝聚力而又偏于内向的性格特征。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向内探寻人格的完善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孔子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孟子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章句上》），《中庸》的“致中和”思想，乃至佛教的“因缘而起，因缘而散”，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旨在更高层次上告诉人们宇宙诸象与人的关系本质和谐的真谛，要求人们在追求和奋斗中保持平和的心态。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繁荣，同封建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完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保持长期的稳定，根本在于中世纪小农经济的稳固。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首先不是文化的改造，而是经济的现代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化腹地虽然不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但自耕农封闭性的实质始终没有改变。即便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满清300年间，这一特性也没有弱化，反而进一步加强。有些历史学家在分析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时，不约而同的把矛头指向闭关自守政策，但如果进行冷静分析，这当然并非事实的全部。一方面满清政府的统治策略，没有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大势；另一方面，小农经济的内向性，本身就缺乏开放的素质。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满清政府通过“汉化”和文化专制，稳固自己的政权，“盛世”的治理体系正是农业文明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继续和延伸。在同一时期，西方的工业文明正在萌芽，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本质上是对农耕文明和封建专制统治进行的改造。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建立在某一具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化的基本的性格，不能忽略长期的农耕文明与乡土社会的影响（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基础之上，当然，追认血缘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本能，不能说它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但没有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那样如此紧密的与血缘联结在一起。中国传统文化，从祖先崇拜到尊祖敬宗，再到孝的观念，在人际关系中形成“伦序”格局，中国社会一切的实践都是以人际关系得以展开为起点。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进入经学时代，其内在理路，诸如天道观、阴阳五行说、纲常伦理等等，突出特点，不过是因应旧有的宗教神学秩序的崩溃与重建政治信仰的需要。

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统一的全民宗教信仰体系。为了秩序，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以阴阳五行为框架，构建了所谓的天道信仰，其实也是为论证纲常伦理的合理性。南宋朱熹的“四书”体系，对传统儒家学说进行改造，目的在于以心性之学去收拾官、民之心，统一对封建“治道”的认识，进而实现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

虽然儒学并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但是毫无疑问，儒学是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影响最大的学说。儒学从产生时代起，就强调以“礼乐”为表征的等级制度。所谓“礼别尊卑”，其内核就是宗法血缘的理性。李泽厚认为，孔子思想中的“血缘、心理、人道、人格终于形成了这样一个以实践（用）理性为特征的思想模式的有机整体”。这一文化——心理结构，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面对东周的乱局，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救世主张。孔子强调“克己复礼”，孔子认为，让社会恢复秩序，需要重新确立以人为主体的安国定邦思路，要恢复以宗法血缘情感及尊亲为原则的伦理规范。

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用主义的文化，各派学说的出现，起因皆是为匡正时代的积弊。在朱熹看来，汉以来的千余年，是衰世，文、武、周公、孔、孟“道统”中断，人欲横流，整个封建社会经历黑暗的“霸道”时代。他强调恢复“道统”，继续孔孟以来儒家的“内圣”与“外王”心传。朱熹认为，宋代之所以人心败坏，吏治腐败，原因是千余年“霸道”之学的熏染，因此当务之急是“收拾人心”。他的方案是“存天理灭人欲”，以“正心诚意”，整齐“君心”、“民心”，使上下一心，共攘危局。北宋王安石变法，曾和他的儿子王雱及名臣吕惠卿一起，撰修《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参考书刊行天下，史称新学。朱熹对此颇有非议，他不赞成新学的具体举措，而是主张从个人到社会群体的伦理自律上去寻求救国改革之道。朱熹制造了一种新的“天理良心”文化心理、道德结构，强调对个体道德人格的完善与追求。他说：“古之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大学章句序》）由于元明以后，朱熹表彰的“四书”取代“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儒家经学也从形式上的“孔孟之道”，转为实质上的“孔朱之道”。在庞大的封建网罗钳制之下，传统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保守。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当时“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思想界空前活跃，儒、墨、名、法、道、阴阳、纵横、杂、农、兵等各派，互相辩诘，异彩纷呈。“怜人之困，哀人之穷”成为各派共同的价值追求。“威不可以无有，而不足恃”，重民思想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爱民”、“便民”、“利民”、“信于民”，国家社会才能安定。战国中后期的秦国奉行法家学说，使得国力迅速增强，秦王嬴政实行近于极端化的严刑峻法，“德治”的理念完全被摒弃，结果虽然统一中国，却是“二世而亡”。有鉴于此，“重德保民”成为后世王朝持续的思潮，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陈独秀指出传统文化，即所谓“国粹”，其基本精神不过是“忠孝节义”而已，其实就是“奴隶之道德”。认识传统文化，当然要避免封建主义的“谬种流传”，但是把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乃至当下某些方面的不足，归咎于“忠孝节义”，显然有失客观。文化是代代传承的，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等，虽是封建时代的遗产，包括儒家的“三纲”在内，是否真的是“奴隶之道德”？纲，原义为提网的总绳。引申为事物的关键部分，维持正常秩序的必不可少的行为规范。纲具有规范性、表率性的意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是奴役与压迫，而是为各行其道，彼此和谐不悖。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本主义”的德性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万物之灵”，人兽根本的区分，在于德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人格尊严的特色。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建构起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价值体系。儒家主张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道家提倡的“修道积德”，都是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形成传统文化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在“德性文化”影响下，中国人的处世观念与日常行为具有浓重的尚德特征。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孟子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上》）；荀子说：“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荀子·不苟》）；陆九渊说：“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一个人。”处世做人，贵在有德。所谓“处世”先要“做人”，“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处世。“做人”的要义在于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深入中国人的血脉。

中华文化是世界主流文化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中，中国文明独具一格。我们曾创造过辉煌的时代，也遇到“文化复兴”的忧患。精神的“文化”和物质的“文明”，都带有某种程度的保守性，每一种民族文化皆是如此。不过各民族保守的程度和方式相同，一个民族的文化延续的时间越长，其保守性也就越强。中国文化至今数千年，虽然经历多次朝代更替，但其核心内容一直相对稳定，虽然在不断地变化，但变化并不明显。

社会、历史、时代的不同，造就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性格，对于中国文化进行的反思或者批判，不能流于简单粗暴的清算。当代中国与传统之间，虽然有一种隔膜与疏离感，但是在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仍然有一种尊重、敬仰传统的质素，因此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梳理传统文化的基本性格特点，对于继承其所蕴涵的积极合理思想内核，对于当代构建社会价值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邵光亭，经学史学者，书法家、画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工作，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古典哲学、史学、经学、书法、绘画等。）

编辑：xiao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