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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十大考古新发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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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4-08 08:19:00

广东英德青塘遗址

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专家点评:广东英德青塘遗址连续的地层与文化序列,揭示出环境变迁与文化演进的耦合关系,为华南乃至东南亚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把重要的标尺;墓葬与人骨的发现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社会复杂程度、区域现代人群体质演化及扩散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丰富的文化遗存为研究华南该阶段原始聚落形态、早期陶器的出现与传播、现代人行为的特点与多样性、区域史前文化间的关系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为破译旧大陆东部现代人出现与扩散、东亚与东南亚史前文化交流、旧-新石器时代过渡过程中生计模式的转变等前沿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

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专家点评: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从聚落形态的角度丰富了屈家岭文化与社会的内涵。王家塝墓地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葬的发现比较缺乏的空白,完备而独特的墓地结构与墓葬形制改写了学术界关于屈家岭文化墓葬礼仪的认知。这些发现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屈家岭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陕西延安芦山峁

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专家点评:芦山峁遗址是继神木石峁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为认识龙山时代晋陕高原人群流动、社会变迁、中原与北方区域互动,乃至探索中国史前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核心区的多座人工台城及规整院落,似可视为中国最早宫殿或宗庙建筑的雏形,对于研究中国聚落、都邑形态演变和早期礼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筒瓦和槽型板瓦的发现,将中国使用瓦的时间提前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大量玉器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其与周边地区普遍流行以玉为礼的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价值认同。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

发掘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

专家点评: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布局复杂的大型聚落遗址,是伊犁河流域青铜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之一,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也为西天山地区人群的生业方式从畜牧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对整个欧亚草原地区此类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发现了丰富的铜、铁冶炼相关的遗迹遗物,是新疆史前唯一一处有明确冶金证据链的遗址,对中国新疆乃至中亚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价值。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证据的重大发现,将人类对燃煤的使用历史上推千余年,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增添了重要的科学资料。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也为揭示生业方式的转变和早期农作物的东西交流提供了新视角。

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专家点评: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是一处拥有带墓道大墓的大型晚商墓地,对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结构、葬俗、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极好的资料。该墓地应为晚商高等级方国贵族墓地,从青铜器中两种族氏铭文的差异性来看,该墓地应为“匿”族墓地。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匿”族青铜器找到了归属,也填补了晋南地区晚商遗存的空白。

墓地的大墓形制、青铜器组合和器型纹饰风格等表现了商文明演进过程的同一性与复杂性,加上该墓地所处的特殊位置,对于认识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馆、澄城县文体广电局

专家点评:从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所发现的居址和墓葬特点来看,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芮国后期的都城遗址及墓地。这一发现填补了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地)向东周诸侯国发展演变的典型案例。不同文化传统、族系背景的居民共同使用同一墓地的现象,揭示了芮国后期民族、文化融合的真实图景,呈现出地缘国家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周代社会组织、人群结构的重要材料。大墓出土的乐器组合,为我国音乐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的三栏木床遗存将我国使用床榻的历史提前到春秋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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