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
曾国藩对孩子最大的特色就是“严管厚爱”，通过严厉的学业教导，让孩子们逐渐在学习中获得成长。对孩子的爱护源于所有的人性，而曾国藩却表现出更多的细腻和耐心。在他早年的日记中，常常记有因为儿子身体不好而严重影响自己心情的文字，“因儿子不好，未尝看书……儿子已四日不饮食”。有时家庭人手不够用，曾国藩常常是“抱护小儿一日”，在家哄一天孩子，为妻子分担压力。曾国藩对孩子最大的期许就是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多年后，曾国藩在外带兵打仗时，甚至叫儿子来看看自己，父子团聚一次，或许能减少病痛，可知在内心深处，这个做父亲的对孩子们的眷念之情。他还曾嫌大儿子每次写给自己的信都太短：“泽儿写信太短，以后宜长些。”当时书信是与家人唯一的沟通方式，对孩子的来信总觉得看不够，越长越好，无不说明作为父亲来讲，对儿子那种难言的想念。
无论前线战事多么紧张，曾国藩从来不敢忽视孩子的学业，他甚至要求曾纪泽和其他曾氏家族的孩子们将作业寄到大营，亲自批改：“甲三之论、甲五之小讲，已加批付回。”
曾国藩注重学业，更注重心灵教育。他告诉孩子读书一定不要读死书，要在其中寻找乐趣，“得些滋味”，慢慢就会进入“怡悦之境”。并且还鼓励他们劳逸结合，在家的时候弄弄花鸟鱼虫，出门就要学会看风景的乐处，“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他甚至担心孩子因为学业太重而影响成长，明确告诉夫人，如果孩子想玩就玩，别阻拦，“听其潇洒闲适，一畅天机”。
曾国藩注重德行，更注重举止气质。曾国藩有句话：唯读书可变化气质，读书甚至是从鱼化龙的重要手段。“书味深者，面目粹润。”他说曾纪泽：“尔之容止甚轻，是以大弊病。”并且一再嘱咐他说：“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需重厚。”曾国藩对孩子这一要求在今天就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举止大方、稳重，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成才的外在必然要求。
严管即是厚爱，曾氏家风最大特色就是严管，绝对防止官宦子弟腐化作风。首先，绝对禁止奢侈生活，曾国藩对孩子们的规定到了饮食穿衣的细节，告诉他们只有通过自我加压，才能有所成长。“人才若不是在环境困厄的状态中，他的心志难以被激发。”如果没有约束和压力，就会沾染好逸恶劳的恶习，甚至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对此曾国藩明确告诫儿子们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绝不怕没有饭吃，至嘱。”
与此同时，曾国藩又进一步明确要求儿子们在家绝不可以摆少爷架子，不能大声和仆人说话，不能坐轿子，要多锻炼。让他们保持祖辈们的家风：“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用劳动改造身心，是曾国藩教育孩子们更务实、更接地气的重要办法，让他们在劳动中品位生活不易，树立自立自强的人生观。正因严格教育、细心呵护，曾国藩的两个儿子后来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业绩，大儿子曾纪泽成为大清早期英国和法国公使，二儿子成了数学领域的专业人才。
二
相濡以沫
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自嫁给曾国藩，未曾如别的高官妻子那样安逸享受。相反，曾国藩在前线，她就在家里担负起操持所有家务和带孩子的沉重负担。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没有零钱花，凡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烧火做饭，纺纱织布，后来到安庆总督府，竟然过得比之前还要辛苦，甚至连吃油都要算来算去，“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清苦程度令人咋舌。
据记载，曾国藩的夫人每月只有四千铜钱，折合银子也就是二两，这点钱对于一位总督夫人来说实在太少了。曾国藩给家里的妇人和女儿制订了一个雷打不动的“日程表”，按照曾国藩的想法就是：“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他的日程表是这样的：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刺绣之类，细工。酉刻，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曾国藩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并且还要定期进行检查。
曾国藩治家，完全依靠自己的妻子，通过她实现“端内教”，嘱咐夫人也要去除“官念”，不要有做官太太的想法，凡事要亲力亲为：“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这些家风建设的带领者和实施者都是欧阳夫人，曾国藩深知，自己远在天边却给家里立了那么多规矩，没有欧阳夫人的带领作出表率，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对老妻这个带头人所做的贡献，曾国藩心知肚明。
欧阳夫人成了实现曾国藩治家思想的贤内助，曾国藩也因此对自己妻子跟随他所遭受的困苦和辛劳心怀感激、心生敬意。翻阅曾国藩早年和晚年日记，写作风格大体以简明扼要为主，但是记载早年她夫人不容易，和晚年惦记担心夫人身体的笔触却很多，甚至可以看到曾国藩简直是“暖男”，对夫人知冷知热，体贴关心。在晚年的日记里，每当夫人有病，他都会在日记中写下：“知内人目疾日剧，殊以为虑，丸药方至三十四味之多……”虽然贵为直隶总督，却对夫人饱含深情。这时的曾国藩已是疾病缠身，却惦记着老妻的健康，“内人病势沉重，殊以为虑”。
三
以情化人
曾国藩属于典型的性情中人，对朋友常常推心置腹，对下属关怀备至。后世学者喜欢将曾国藩形容成一个心机深沉、驾驭人心技巧娴熟的老官僚形象，其实这并不准确，确切地说这是曾国藩的领导艺术。曾国藩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影响着当时一批批的将领和文官。
曾国藩的将领大部分都可称之为“硬汉”，都是九死一生、经历过巨浪波涛的人。作为曾国藩湘军四梁八柱的水师将领彭玉麟，一生铁骨铮铮，为人光明磊落，在湘军系统中属于核心骨干力量。彭玉麟为人刚正，看不惯曾国藩弟弟曾国荃贪财，曾两次上书曾国藩大义灭亲，引起曾国藩的不满，二人因此产生了嫌隙。然而曾国藩的道德操守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征服了彭玉麟和其他湘军将领。在曾国藩调离两江总督去往河北任直隶总督时，彭玉麟对他恋恋不舍：“学琴（彭玉麟字雪琴）又来余店，久谈二次，依依不忍言别。”第二天送别曾国藩又是六十五里路程，临别之际彭玉麟“涕泗交流，余亦凄然不忍离也”。
李鸿章这个极其自负的人，在曾国藩殁后，每当提起来他，常常引以为荣：“我老师文正公，那真是大人先生。现在这些大人先生，简直都是秕糠，我一扫而空之。”李鸿章有睡懒觉的毛病，而曾国藩却很能起早，常常是天一放亮就和将领们吃饭，谈论战局形势和心得。李鸿章总是起不来，直到曾国藩扔出“少荃不来，我们不吃饭，等他”的话后，才不敢装病。后来李鸿章能早起，都得益于这种影响。
曾国藩讲原则也讲感情，常常公私分明，有时还能和下属开几句玩笑。他的秘书赵烈文曾经讲了一个往事：赵烈文有一次找曾国藩，进屋看到一个后勤人员拿着一张纸请示曾国藩，曾国藩看后点点头表示同意。并对赵烈文说：“这是我的食单，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赵烈文听了说：“老师真是简朴啊，跟您这么久了，从没见您吃过鸡鸭，火腿您吃吗？”
曾国藩说：“想吃火腿也没有，过去有人给我送过，我都不要，现在大家也都习惯了，很久没有人给我送礼了，我就是想喝点黄酒也还要自己零买。”赵烈文感叹说：“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曾国藩听了哈哈大笑说：“等我死了，你给我写墓志铭，这些可都是作料啊！”
曾国藩去世后，赵烈文非常伤心，由于在河北公务在身不能亲自吊唁，赵烈文深感自责。赵烈文在当天日记这样形容自己感受：“惊悉涤师于二月初四日在江都官署薨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迷闷，奋力一号，始能出声。”突然的大噩耗对于赵烈文打击巨大，紧接着在第二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着“夜卧通夕不寐，思念畴昔，涕泪盈把”。赵烈文又自责在曾国藩生病时候不能亲自服侍照料，自己又受恩极深，甚至骂自己还是个人吗？可以想象赵烈文已经悲伤到了方寸大乱的地步。
曾国藩用他丰富的感情、超高的原则教育着家人，感动着知己，让后人透过泛黄的纸页，还能感受到曾老夫子的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