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12月20日讯 著名先秦史学者李学勤先生评价：“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而三星堆，则是巴蜀文化研究的核心之所在。三星堆发现的90年来，巴蜀考古成就斐然，这让曾经扑朔迷离的古巴蜀历史得以逐渐廓清其本来的面目。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南兴镇鸭子河南岸，最早发现于1929年燕家院子，并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学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1986年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出土青铜人头像、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金杖、玉璋等数百件国家一级文物，震惊世界。全国、全世界众多专家学者关注于此，围绕三星堆以及古蜀文明、巴蜀文明的研究持续不断，高潮迭起。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更是将围绕三星堆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纳入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古蜀文明传承发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等工程的核心项目予以强力推动。国家文物局也在考古发掘、大遗址保护、博物馆建设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三星堆发现以来的90年历程，是一代代学人披荆斩棘、上下求索、砥砺前行的历程，是拨开四川远古重重迷雾、重建四川古代巴蜀历史、建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历程，更是打造巴蜀文明金色名片、见证巴蜀文明从盆地走向世界的辉煌历程。
一、三星堆的最初发现（1929年至20世纪40年代）
1929年春，广汉真武村月亮湾村民燕道诚与其子燕青保在自家院前开挖安装水车的车水坑，无意中发现了一大堆形制各异的玉石器。这批玉石器包括璧、璋、琮、刀、斧、钏、珠及玉料等共400余件。之后玉石器流入坊间，“广汉玉器”名噪一时。这次偶然发现的玉石器有一些被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前身）收藏，有许多不知所终，留下无尽遗憾。
1934年3月16日起，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启动了三星堆的首次发掘，发掘点选在燕宅北边的田埂中。葛维汉、林名均先生通过探沟法发掘，找到了燕氏发现玉石器的原坑，出土器物及残件600余件，葛维汉据此撰成发掘简报并发布，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和探讨，这次科学发掘成为三星堆考古的亮丽序章。葛维汉在广汉玉器坑发掘简报中首提“广汉文化”概念，1946 年郑德坤在专著中作了专章论述。“广汉文化”的提出，表明当时学界已关注到了本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异同。1941年卫聚贤通过对巴蜀青铜器的研究，提出“巴蜀文化”命题，引起学术界热烈论辩。发轫于上世纪初叶的巴蜀文化研究，与三星堆有密切关联，对后来三星堆的发展具筚路蓝缕之功。
二、持续推进巴蜀考古不断取得新发现（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之下，中国考古学得到了长足发展。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正式提出“区系类型学说”，80年代中期，又发表了具方法论意义的“古文化古城古国”说，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界碑，对考古工作有重大指导意义。巴蜀考古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深化了巴蜀文化命题，拓宽了探索领域，在厘清和确立巴蜀文化的发展脉络与文化内涵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三星堆古城”“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相继提出，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四川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与发掘。1963 年在冯汉骥先生倡导下，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月亮湾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冯汉骥先生指出三星堆遗址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中心都邑”，这一论断，已然预见到了20多年后举世震惊的重大发现。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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