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它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传说时代，是缺乏当时的文献记载，但在之后的文献或传说中有所涉及的远古时代。徐旭生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提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截止在晚商以前，晚商时期因为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已经进入历史时期。因此，早商、夏以及更早的五帝时代，都应当属于传说时代的范畴。
甲骨文不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晚商也不可能是中国有文献记载的开始。早商晚期的郑州小双桥遗址陶器上的朱书文字，已经和甲骨文别无二致，襄汾陶寺遗址龙山后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也和甲骨文基本类似，说明甲骨文之前肯定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字。传说时代的事迹，或许有的是从远古口耳相传下来，到西周以后才被陆续加以记录，但也不排除更多是由远古文本传承译写而来，在传说译写的过程中难免错漏虚夸或神话化。去伪存真，自然是研究者应该做的，但我们应当对古代文献有足够的敬畏和同情之心，没有十足把握，不要轻易言伪，更不能因为传说中有神话色彩，就轻易将其归之为神话。传说时代能否被证实？传说真假参半，错综复杂，仅依靠后世的文献记载实际上很难证实。其实在《古史辨》第一册中，李玄伯就明确指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顾颉刚也认为，地下出土的古物所透露出的古代文化的真相，可以用来建设新古史，也可以破坏旧古史。
那么考古学就真的能够一定程度上证实传说时代的古史吗？方法又是什么？应当说，考古学是解决传说时代古史的最根本手段。如果传说时代的那些部族集团真实存在过，就肯定会留下物质遗存，考古资料长埋于地，没有人为篡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一个世纪艰苦的探索，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以陶器为中心的中国史前和原史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古史和考古对证研究的条件基本成熟。
回顾早商和夏文化的探索历程，以邹衡为代表的学者们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由已知推未知，由已知的晚商文化，上推至早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商文化。这些讨论的前提，就是考古学文化一定程度上能够与特定族属对应，或者与以某主体族为核心建立的部族集团或早期国家对应。从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记载中晚商王朝的王畿、四土、边疆方国，与殷墟文化中心区、亚文化区和影响区范围的基本对应，可知这一前提基本成立。但问题是，在传说时代，特定族属的时空范围难以确切界定，又如何与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对应？
有一种方法有可能一定程度上破解这个难题，这就是考古学文化巨变和部族战争对证研究的方法。激烈的部族间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面貌上的巨变现象，这是特别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它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以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两个事件的考古学对证为例。
“禹征三苗”事件见于《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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