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生物技术发展非常迅猛，连续五年在论文发表量和专利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从整体水平来说，应该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突出的表现还是缺乏原创性、颠覆性的技术成果和产品。” 近日，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副主任沈建忠说。
全球生物技术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中国生物技术究竟该如何发展？当天，在2018世界生命科学大会期间，主办方邀请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知名药企从业者等为中国生物科技发展问诊把脉。
激发好奇心 推动源头创新
“希望中国能够更加重视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有了好奇心他们才可能实现蛙跳式的发展。”辉瑞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赵大尧说。
赵大尧的话一出，就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同。“除了好奇心，还要有勇气。”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说，青年时期往往是一个人最具创新力的黄金时期，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创新负担较少，在科技竞争夹缝当中，最有可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基础研究是生物技术的起点。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启敏看来，以备受关注的新药创制为例，中国存在“两头弱”的问题，即原始创新和生物技术转化为产品的能力较弱。究其原因？詹启敏分析，这与当前的评价体制有很大关系，唯论文论，论文托举着各种奖励和帽子。在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家，对科学家的评估，从来不是以论文为主要标准，而是更注重小同行的学术评议，其平常的学术报告、品德及科研能力等都是评价的要素。
“十年磨一剑，与其发表一百篇的重复性论文，不如发一篇具有原创性的。”詹启敏说，营造科学家探索未知、鼓励原始创新的政策和环境非常重要，在科研管理上宜粗不宜细，应尽量减少耗费科学家精力和时间的各种评审和环节。当前，中国已向这个目标开始努力，并且初见成效。
詹启敏认为，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问题，很大因素也是政策不足造成的。政府鼓励科学家做成果转化，一定要有相应的保障支撑机制，帮助科学家规避转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一个科学家，既要做科研、又要做老总，管理公司，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个很好的科技管理政策，涉及到方方面面，一定要让资源流向最好的科学家，使其能干事儿、干好事儿。”詹启敏说。
校企合作 共推成果转化
“以色列之所以在科技创新方面比较成功，秘籍就在于校企合作，同时还得到了创投基金的支持。”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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