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阳：一个摇滚歌手和他的民间艺人朋友

　　苏阳：一个摇滚歌手和他的民间艺人朋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19.6.24总第904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间阶梯教室中，一位教授对歌手苏阳说，“你的音乐，我觉得用花儿和摇滚结合，是有新意的，但不够原汁原味。”苏阳回复他说，“我不能照着一样的唱，他们从小放羊，生活环境和我是不一样，我是厂矿子弟，我得站在苏阳的角度，唱苏阳的生活”。

　　这是纪录片《大河唱》中的一幕，记录的是苏阳在哈佛大学分享会上的情景。在文艺青年之中，苏阳如今早已成为一个接头暗号。这个银川的歌手嫁接了西北的民间音乐“花儿”、秦腔和现代音乐，加以重组和改良，形成了极具标识度的个人作品。他不只在国内的音乐节备受瞩目，这个来自西北的黝黑男人也开始应邀参加世界各地的文化活动。在哈佛做分享会的那段时间，苏阳正在做一个名为“黄河今流”的跨界艺术项目，他在纽约、巴西、北京等地举办展览、演讲等活动，向人们介绍那些曾经影响过他的黄河流域的民间文化。

　　黄河今流

　　早在2016年，苏阳便已经开始在筹备“黄河今流”。电影公司天空之城的创始人路伟了解到之后，打算为苏阳拍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便是如今这部《大河唱》的雏形。当时的构想中，它既是苏阳的“黄河今流”计划的一部分，也可以上院线，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影作品。

　　2016年春天，路伟找来苏阳、清华大学教授雷建军、马灯影业制片人包晓更，他们约在人大体育馆附近的一间老茶馆，讨论这部纪录片的拍摄事宜。

　　雷建军提出不只拍摄苏阳本人，也拍苏阳背后的音乐母体：西北的民间艺人。某种程度上说，是那些艺人成就了苏阳，但那些人一直被湮没。苏阳列了一个名单，他们确定下四位拍摄对象：皮影艺人魏忠富、说书艺人刘世凯、民营秦腔剧团团长张进来、花儿歌手马风山。

　　“所谓音乐母体并不是说具体的某一个单一的人，不是这样的。可能我长期就听这些乱七八糟东西，然后你摘出来，受影响就是几个系统，花儿、皮影、说书、秦腔。”在《大河唱》的点映结束之后，苏阳坐在北京路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拍摄方式上，雷建军提出用影像人类学的方式拍摄，用剧情片的方式剪辑。前者保证足够深入了解拍摄对象的生活，后者确保影片的可看性。此前，雷建军所在的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曾以这种方式拍摄过《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作品。

　　拍摄前，雷建军找来音乐人类学学者萧璇，对即将拍摄的四位艺人进行田野调查。同时，他找到两位自己的学生，在清华大学就读的柯永权和杨植淳，以及在云南社科院影像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的导演和渊，共同担任《大河唱》的导演。

　　萧璇长期研究西北的花儿。她接到雷建军邀请的时候，正在二郎山花儿会上，和花儿歌手们喝酒唱歌。她很快便答应了这件事，“国内还没有音乐人类学学者参与电影制作的先例，这种尝试，有助于音乐人类学走出象牙塔，与现实对接”。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夏天，萧璇组建了一个由清华大学、浙江音乐学院、苏州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构成的4人团队，前往黄河中上游，与民间艺人同吃同住，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

　　萧璇负责的是说书艺人刘世凯。刘世凯起初不答应接受田野调查，除非萧璇帮他说服当地政府，给他一些政府的演出项目。为此，萧璇跑了很多次当地政府，帮刘世凯解决了这件事，调研才真正开始。

　　调研团队不断将影像、文字资料回传给雷建军和导演们。一些信息让雷建军觉得有些意外：说书艺人刘世凯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包工头，马风山当过村主任。

　　雷建军还从调研资料中，留意到一个人类学的现象：“黄河流域民间的重大仪式上，都是请戏。而西南地区主要是舞蹈”。

　　他分析，这可能是源于，自古以来，黄河流域王权是最重要的力量，而西南流域最重要的力量是神权。“在社区与王权的互动，需要用戏固定下来，让更多的人可以受到王权的召唤。但是你要跟神权沟通的时候，你光唱，他看不见的，你就要有舞蹈。”

　　拍摄之前，参与《大河唱》的学者和导演，都没有对这部纪录片预设拍摄方向，而是在与拍摄对象同吃同住的一年多中，记录下他们在这一年中的日常生活的碎片和素材，等着它们慢慢自然发酵。

　　摇滚歌手

　　《大河唱》的拍摄之初，大家是因为想去探求苏阳这样一个融合了当代和传统、摇滚和民族唱腔的歌手的精神源流，但苏阳音乐生涯的开始，却不是因为西北的民间音乐，而是因为一曲《西班牙斗牛士》。

　　那是1980年代末，苏阳只有17岁，还是陕西省安装技校的学生。一天，他的一个同学用吉他弹了一曲《西班牙斗牛士》。他从未觉得音乐如此好听，“很粗糙地发出特别真实的一种像火星子一样的音符颤在我身上。”多年之后，已经成为职业音乐人的苏阳这样回忆。

　　之后，苏阳开始整天泡在有吉他的同学周围，蹭他们的吉他练习。不久，苏阳将自己的食堂饭票卖了20元，从一位同学那里，买了把二手吉他。

　　毕业时，他去了陕西陇县的一个工地当小工，每天筛沙、和灰、推车、撂砖，一天收入一块七毛五。一天黄昏，他下工路过陇县工商银行的家属院，见到一个人正在教别人弹吉他。苏阳走过去和他们一边聊天，一边弹奏了一曲《少年犯》。聊天中，苏阳得知对方曾在西安吉他比赛中获过奖，现在在陇县银行工作，在等机会调回宝鸡。

　　那人和苏阳说，“你乐感不错，你回头来找我，我可以介绍你去西安，参加走穴团体”。次日，二人喝了一顿酒，随后，对方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苏阳去找他在西安的一位朋友。

　　苏阳拿着这封介绍信，进入了西安的新蕾乐团。但新蕾乐团的工资只有60元，很难维持生活。一个河南的走穴团体路过西安时，苏阳离开新蕾乐团，加入了全国走穴大潮。

　　他日后形容这段经历，觉得有点像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的文工团。吃住都在舞台，冷了盖油毡布。早晨不吃饭，中午吃一碗3块钱的饺子，晚上少吃点，演出完了肚子咕咕叫。

　　上世纪90年代，摇滚乐在中国开始流行。欧美的摇滚乐通过北京、西安传到苏阳的耳朵里。“魔岩三杰”在香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