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大师，兼议古典表演样式的价值

金涛/文

去岁，秋叶静美的北京，常宝华、单田芳、朱旭、师胜杰等表演艺术家先后作古。密集的讣告，奔涌的哀思，绵长的祭文，笙箫皆默，遗韵悠然。对相声、评书和话剧而言，一代名家相继逝去再度提醒我们，话剧、曲艺表演的古典时代正渐行渐远。

人们感叹，随着70后一代渐入中年，每一次的失去，倒逼着我们重温大师以及他们所代表艺术的价值;我们感叹经典是不可复制的，一招一式间的精致，嬉笑怒骂后的风雅，那些教科书般的表演，塑造了大众对剧场艺术的记忆，由此构成的经典想象远超剧场，衍生为对童年、乡愁和族群的认同，成为终生无法摆脱的结;我们感悟舞台是需要有标杆的，无论何时，人的精神消费是超越世俗的，对艺术的敬仰需要引领者。风华绝代的艺术家永远是稀缺的，在做戏和为人方面，他们具有艺术和道德等多重示范意义，一朝风月，万古长空。

借改革开放带来的文艺复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堪称舞台艺术的鼎盛年代。那时，剧场是话剧、评书和相声的天堂。所谓古典，用北京人艺的话来说，就是信奉“戏比天大”，讲究“人神合一”，追求“体验生活”，老艺术家们终身践行现实主义的表演美学，即浓厚的生活基础、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忧患的家国意识。人们追忆“老爷子”朱旭的无痕迹表演、“沙哑嗓”单田芳平爆兼收的幽默、“大蔓儿”常宝华的常氏相声清脆味，都离不开那个时代语境。

话剧、戏曲、曲艺、相声和评书作为市民社会的产物，伴随着城市文化勃兴，形成了舞台的古典审美传统，包括以程式为中心的表演流派、以世家为特征的艺术传承和以场域为辐射的观演空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舞台艺术面临着种种外部挑战：艺术风格流派丧失或者趋同带来的表演退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带来的传承断裂、城市变迁改变市井文化导致的观众流失。最可惜的是，我们再也看不到的风华绝代，老艺术家们的表演，传递着民族审美，打通着民间情感，联结着地域文化，每每回首，总是令人唏嘘。

流派之神：“老戏骨”少而坚

“会演戏的演人，不会演戏的演戏。”朱旭始终将这两句话作为自己从艺的座右铭。出自话剧大师洪深的名言，多次被人引用，赞美朱旭近似“出神入化”的演技。如今的人们往往都是通过电影和电视领教“老戏骨”厉害的，朱旭的《变脸》《心香》和《末代皇帝》，把一个个老爷子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其实，他长达60年的艺术生涯中，一大半是在舞台度过的。他的表演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北京人艺传统的深厚积淀。

北京人艺对中国话剧舞台影响深远。1958年3月29日，北京人艺《茶馆》首演，焦菊隐先生所确立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作为“北京人艺演艺学派”的核心理念，为古典表演树立了标杆。焦菊隐认为，具体而鲜明的外在形象、富有语言性的行动、诗意是舞台三要素，不可一览无余，没有诗意。这三个要素，都和演员有关。

人们为朱旭在话剧《哗变》中无声的表演所叹服，其实，“没有表演的表演”是北京人艺舞台表演艺术的精髓。那个年代，艺术家信奉“身体即传统”。全能的身体，身体即创造，“舞台上没有不能表演的东西”(林兆华语)。1982年，谢添执导的电影《茶馆》里，朱旭饰演一龙套，戏份少到只有一句台词，一个具有正义感的茶客，但仅有一句话，也能手术刀般刻划出角色的性格，小枝小节尽见功力。

演员创造了舞台表演的经典程式，举手投足，人物形象都入木三分。那个年代，大批话剧艺人都经过正统的科班训练，他们的表演争奇斗艳，含蓄中透着风骨，张扬里不乏婉转。于是之、郑榕、蓝天野、英若诚、童超、胡宗温、黄宗洛、林连昆、牛星丽……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场景，都是刻意经营的范本。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舞台奇观。

古典美讲究程式。经典的不可复制性从技术上说，是表演观念上的差异。当年，在以舞台为中心的美学法则下，老艺术家的表演几乎是意象式的聚焦，他们接着了旧都的地气，反复体验生活，甚至借鉴了戏曲技巧，传袭了北京城的神韵，对小市民的描摹刻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而今天，以镜头为核心的时代，无可避免地使演员的表演法则发生重大改变，不求神似，但求形似，甚至连形似都不要，只要颜值。

如今的舞台，恐怕很少讲风格了，人们不明白何谓演技，分不清为何流派，一部《人民的名义》红了吴刚和张志坚，才发现这些戏骨都是源自人艺的底子，所谓成就全在舞台，成全却靠影视。

送别老爷子，是对古典舞台的祭奠。逝者只活在我们身上(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