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何以成史

鲁虹/文

孙振华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8年9月版

关于“当代学者应否书写当代艺术史”的问题，一直存在着颇大争议。前不久，艺术理论家王端廷先生在武汉合美术馆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就对“个案研究与艺术史写作”的主题深表怀疑。在他看来，“艺术史是未来人的事情，我们当代人的艺术写作只能算是艺术批评，算不得艺术史。艺术批评是发现艺术价值，艺术史是确认艺术价值。”他还强调指出，“艺术家的同代人从事艺术写作，难免受到人情和利益的影响，这可能有损于艺术价值评判的客观性。”虽然与王端廷持有相同观点的学者不少，但亦有学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并付诸实践，从事了当代艺术史的写作工作。孙振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其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当代雕塑史》对从1979年至2017年的中国当代雕塑发展状况进行了严肃而到位的学术总结，是相关研究者、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的必读书籍。在《绪论》第二节中，孙振华对类似于王端廷的观点清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这样说道：“即使从科学的、实证主义的史学出发，也要承认，历史研究分为两部分，除了确立事实之外，还要发现规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如果历史研究存在价值判断，那就难以避免研究者主观态度的介入，何况就‘事实’而言，当事人也有当事人的优势。当事人如果是历史的亲历者，或者是历史氛围的感受者，也可能有助于事实的认定。”他进一步指出：“不妨承认，当代雕塑史写作是一种有限的工作，但是，如果这种有限的工作能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搭建一个动态的当代雕塑史的叙事范式，那么就会不断地发现，不断地证伪，不断地矫正谬误，成为一个走向未来的工作，不要期盼一个纯客观的、公平的未来在前面等着我们，无论我们今天的工作有多少瑕疵，有多少问题，都应该是在为未来铺路，成为未来的一部分。”

那么，孙振华是如何书写《中国当代雕塑史》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艺术史家希望客观地书写历史，但是没有办法全面地重现历史。事实上，雕塑界所出现的艺术品、艺术家与艺术事件，不仅浩如烟海，复杂繁琐，而且零碎不全，杂乱无章。因此，无论是在收集或在处理材料时，孙振华都特别强调方法论的意义。具体而言，他主要运用了历史化、问题化与情境化这三种基本方法，提升了价值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在孙振华那里，这三种方法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并不是分得特别清楚。只有将作品放入历史的框架或现实的情境中加以分析比较，该作品所提出的艺术问题与解题方案才能被断定是否具有意义。

首先，孙振华是如何运用历史化的方法来收集与处理材料的呢?他的艺术年表清楚地展示了他在这方面的优势。作为著名雕塑艺术史家史岩的博士生，他当年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古代雕塑史。而他所撰写的《中国雕塑史》已经是大陆与台湾许多大学的教材。此外，由他所主编的《中国美术史图像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