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宁海（今属浙江）文人方孝孺（1357—1402）在华夏历史上具有较大影响力，其字希直、希古，号逊志，世人亦称“缑城先生”、“正学先生”。据明代《方正学先生年谱》、清代《明史》等记载：
方孝孺自幼聪颖好学，通览经史子集，才华文采初显，人称“小韩愈”。后来师从明初大学士宋濂，自身得益不浅。洪武十五年（1382）经吴沉、揭枢举荐而获明太祖召见，朱元璋认为其品行端庄，将来定可重用。十年之后再得朝廷召见，太祖认为“今非（重）用孝孺时”，只授其为汉中教授。方孝孺随后每日“与诸生讲学不倦”。明蜀献王朱椿闻其贤才，聘其为世子老师，而且“尊以殊礼”。洪武三十一年（1398）皇太孙朱允炆继登帝位，征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他开始辅佐建文帝主政国事，次年迁任侍讲学士，担任过《太祖实录》、《类要》等典籍总裁，再改任文学博士。
“靖难之役”后，朱棣谋臣姚广孝久仰方孝孺之声望，曾向朱棣谏言：“城下之日，彼必不降”，万万不可杀得此人，否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采纳姚广孝建议后，遂命方孝孺为其起草登基诏书。然而古代不少名士向来追求“忠贞不贰”之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刚烈耿介的方孝孺对朱棣的篡位行为极为愤慨，上朝时披麻戴孝，“悲恸声彻殿陛”。朱棣见状便说：“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问道：“成王安在？”朱棣回复：“彼自焚死。”孝孺又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再答：“国赖长君。”孝孺继续追问：“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有些不耐烦了：“此朕家事。”随后让左右人授其笔札，并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愤怒地将毛笔投掷到地上，对此断然拒绝，他大声哭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斥责其行径无耻。朱棣十分恼怒：“汝不顾九族乎？”面对万乘君威，方孝孺大义凛然：“便十族奈何！”朱棣遂下令将其满门抄斩，方孝孺在南京聚宝门外（今中华门外正学路一带）被施以酷刑。
史载方孝孺罹难前毫无畏惧，慷慨高歌《绝命赋》：“天降乱难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壮志未酬的临终绝言成了永远的遗响与悲风。当他见到明兵缚其弟方孝友时，禁不住潸然泪下。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方孝友见状同样愤然抗争：“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并与兄一同遇难。方孝友借用汉代曲阿（今属江苏丹阳）太霄观道士丁令威，学仙道于当涂灵虚山、千年化鹤返乡的故事，毅然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豪情壮举，同样深深地感动了无数人。
方家被诛灭十族（含门生一族），蒙难者达873人，史称“瓜蔓抄”。如此令人发指的残忍行径，可谓封建专制暴政之极。据说当时有位负责抄家的官员魏泽于心不忍，暗自将其幼子方圣救出（注：亦有一说是方家私塾先生用其子顶替方圣使然），使得方家免遭绝后厄运。后来其门生廖永忠之孙廖镛、廖铭，冒死将方孝孺遗骸安葬于雨花台畔。直至万历年间，明神宗朱翊钧才为其“平反”。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追谥“文正”。方孝孺的人生悲剧，再次让人们看到中国古代正直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一个背影。
方孝孺学养深厚，擅文工诗，才华非凡、“醇深雄迈”，每有文章一出手，“海内争相传诵”，毕生有《缑城集》、《逊志斋集》等问世。方孝孺亦能书画，童子功基础扎实，善绘松竹。明末清初徐沁《明画录》曰：“成化间谢方石因求遗文，得其墨竹一幅，高不满二尺，酒然直节，墨迹如新”。清初厉鹗《樊榭山房集》亦载，他尝为好友唐肃作双松图。而明末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则述：“希直不以书名，而刚方不折之气流溢笔墨间，其名磨损不可辨，盖永乐（年间）中有禁，收公笔札者同罪故耳。”故其存世作品极为有限，传世墨迹有《临大字麻姑仙坛记》、《赋照流看落钗》等。
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一件方孝孺书法《默庵记》，系他在洪武乙丑年［即洪武十八年（1385）］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俞姓友人之斋室而记。全文共计32行，前者内小楷，最后4行为行笔。其中楷书第19至28行文字为同乡好友王修德补笔（注：此举不知何因？有待后人考释）。该书作小楷笔力矫健，结体稳健端庄，线条清峻瘦硬，颇具虞世南、柳公权之书法遗风；而行笔则潇洒自如，既有法度又融入了个人心性，由此亦可窥见其书艺一斑。
600多年来，方孝孺的文采与风骨广为后人咏颂，有赞其为“明朝第一忠臣”，也有将他列为明代“有明诸儒之首”。在方孝孺长眠的南京雨花台畔，后人还为其重修坟墓、立祭祠，而且不断有人前来寻踪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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