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振明认为，现代人在阅读上的最大问题是书读得太少、“心灵鸡汤”看得太多，长期碎片化阅读易导致思维片面性。他强调，人应多读书，毕竟“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读书藏书应有方向和计划
1984年7月《今晚报》创刊，曲振明开始给副刊试投文史稿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为《谀词不赏 贬语得欢》，叙述左宗棠的一段历史掌故。这篇文章的发表，激发了他的写作兴趣，从此开始从事业余文史写作，至今已发表了几百万字。“搞文史必须熟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我因文爱书，于是开始有目的地购书、藏书。”曲振明说。
作为天津地方史研究的爱好者，地方文献是曲振明搜罗的重点。他搜集了清代、民国以来大量天津人的文集、诗集和天津出版物。“从1949年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知识书店、读者书店、大众书店、天津人民音乐社等有许多出版物，这些都在我的收集范围，其中仅知识书店的出版物就多达100多种。我还收集了许多天津人的油印本、书法字帖，其中不乏罕见藏品。”
曲振明还注重近代名人著述的收藏，“富察敦崇是晚清著名民俗学家，其撰写的《燕京岁时记》闻名海内外。一次在旧书肆淘到他自传体《紫藤馆诗草》，书很普通，可书后有几页抄写的《紫藤馆剩稿》，是其后人的手迹。《紫藤馆剩稿》是富察敦崇晚年的绝笔，内容十分珍贵。我还收藏了一册开明书店1936年印的《李息翁临古书法》，书后有一段李叔同侄子李麟玺书写的跋语，言明李叔同托侄子送给孟广慧等师友的，反映了李叔同出家后与津门友人保持联系的信息。我还曾从旧书图章中发现了钱玄同、邓之诚、向达、臧克家、卢木斋等人的旧藏。旧时的作者签名本多用毛笔，我从题签上发现了中国第一位大法官苏希恂赠送作家徐枕亚、闽南书法大师罗丹赠给诗人虞愚、北京古琴大师汪孟舒赠送给天津古琴家张子谦的著作。”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曲振明认为，这种力量就是读书最根本的目的，人要在其中获得幸福感。“读书、购书、藏书都应该有方向、有计划。一种有效的阅读方式，是带着问题去读书。我写有关文史类的文章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与认可，就是因为我是通过检索大量的文献，有根有据地去写文章。像袁克文的讽喻诗，我就是从几个版本中考证、比较、正误，给读者一个正确的结论。我觉得，主动探索性的阅读方法是最能让自己与作者产生思想互动的可行性办法，自己也容易有收获。”
罕见油印本《丛碧词话》
油印本是曲振明比较钟爱的收藏种类。“油印本由于是用蜡纸刻字，印数很少，因此存世量不多。近代中国的油印技术自日本传入，当时称为‘孔板’，它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书籍文献和文化遗产，一些旧文人的文章、诗集全靠油印本进行传播。”
三十年来，曲振明收藏了许多油印本，如恽毓鼎的《澄斋诗集》、王耕木的《负斋诗词》、卢慎之的《慎园启事》等几十册，还有张伯驹的《丛碧词话》，书上钤有“罗继祖”的图章。曲振明说：“我第一次读他的诗集《续洪宪纪事诗补注》，方知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后来又读了《春游琐记》，又知张先生为一方诗坛盟主。”
二十世纪90年代，天津东门外水阁大街有一间旧书店。店主懂书，曾赴大连收购了吉林大学罗继祖先生的一批书。爱淘书的曲振明于是经常去水阁大街的这家店淘书，发现这批书后欣喜不已。“我喜欢搜集近代名人著述，翻了半天，发现了油印本张伯驹的《丛碧词话》。这部书为浅灰色封皮，书首有周汝昌写的《丛碧词话序》，署名‘寿康’。”
在《丛碧词话序》中，周汝昌先生言：“古人多对诗话、词话有非议，认为诗话、词话可作，‘必也不蹈乎宋若清人之讲道学、论考据、争门户、标宗旨之腐旧而后可作矣。观夫丛碧先生词话，盖能免乎诸病者。而谈艺赏音，折衷众说，时得真解……然则《丛碧词话》是能知词者矣，先生问余序，辞不获，爱书数语如此，不足以尽全书也……”
《丛碧词话》多谈古人词艺，但也有两段涉及近人。如胡适的《词选》怀疑《花间集》中的张泌与南唐张泌是两个人。他说：“《花间集》结集于九百四十年，其时南唐建国不及四年；后主嗣位在九百六十一年，相距二十余年。而《花间集》中己称张舍人泌，《花间集》成人官爵皆结集时言，故和凝但称学士，而不称相。疑此张泌为蜀人。”张伯驹认同胡适的说法，认为：“此说近是。《花间集》所采不及冯正中，是地域所限，不应独于张氏为例外也……观‘浣花溪上见卿卿’一语，明其为蜀人矣。”
曲振明介绍：词话是中国文学评论体例，在中国相袭已久，但近人词话较少。“《丛碧词话》作于1961年，并油印成册，分送几位好友，印数较少，十分罕见。”
一份报纸见证普通话推广史
作为近代文化的研究者，曲振明曾经关注过国语普通话的统一和推广的历史，并撰写了《民国时期的国语统一经过》、《王照在津创拼音文字》等文章，也搜集了一些旧书，还有一份《官话注音字母报》，该报的社长为著名语言学家王璞。
《官话注音字母报》的收集让曲振明对普通话的推广历史有了新的见解。据曲振明介绍，《官话注音字母报》的社长王璞师承我国最早提出以拼音文字写官话（北京话）统一汉语的王照。王照为天津宁河人，在戊戌变法中主张教育救国，失败后流亡日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潜回天津，暗自研究官话合声字母，后收王璞为徒。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以王璞的名义在北京创办义塾，极力进行推广官话合声字母。王照师徒的努力得到了教育家严修、吴汝纶、劳乃寅等人的支持。不久，清政府被推翻，民国政府开始重视国语统一。1913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王照当选为副议长。1915年，王璞发起读音统一期成会，请求在北京创办注音传习所，得到教育部的批准。1916年创办《官话注音字母报》，推动国语和注音字母普及工作。这份报纸得到当时的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支持，并为报纸题写了刊头。
当年，注音字母报社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中间路西，社长王璞、副社长陈哲甫（天津人）、发行人金捷民。王璞、陈哲甫也常常亲自动笔写稿，如陈哲甫写《变俗良法》，讲美国人在菲律宾以提倡打球，来改变斗鸡赌博的风俗。报纸在《家庭谈话》栏目经常登两段儿歌，《实业介绍》栏目则经常刊登一些简易的从事实业的方法，如刻蜡板、制作粉笔，还介绍了一种“印肉”的简易印刷方法。此类文章还有附图，方便读者理解。
有关官话字母的内容，曲振明还搜集了1935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印行的《注音汉字字模表》和1949年8月商务印书馆《国音字典》初版本。“我的这份《官话注音字母报》是在天津的一个冷摊买到的，仅一元钱，品相还可以。当今网上也有卖的，品相不如我这本，已经卖到999元，其价值变化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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