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
苏东坡论书云“精能之至，反造疏淡”，董其昌云“熟后求生”，刘熙载云“由工求不工”，皆强调技艺，亦消解技艺。书家在技法中达到“无意”“天然”之自由境界。技法是普遍公认实践形态，“精能”“熟”后而积淀成己之“血肉”；“疏淡”和“生”，则指书家之新创造，既非重复，更非退步。
“巧”相对“拙”，“雕饰”“取巧”之意，亦指“灵巧”“精熟”；“拙”为天然、率真，亦是“疏淡”“生”“不工”之延伸。黄山谷云其书法“拙多于巧”，傅山“四宁四毋”说将巧和拙引向极端，其论原本是针对时人风靡崇尚流美之赵、董书风而言。傅山倡写汉碑，感受民间碑刻之美，激励创造，值得推崇。然民间书手和刻工率意而成，过分夸张溢美，并非高级也。
古人视“逸品”为书之最高境界。“逸品”最早出自《梁书·武帝纪》中，称“棋登逸品”，在书论中，唐代李嗣真《书后品》提出“钟、张、羲、献，超然逸品”。“逸品”格调更在“神品”之上，重天真烂漫，所谓“无藉因循”，超逸优越，无意取态。“逸品”将“无意”所获艺术效果具体化为艺术品格和审美典型。今人强调视觉冲击力，剑拔弩张、用笔趋同、奇而不安，应多点逸致与雅趣。
邗上竹斋先生印章致力两汉甚深，以秀逸浑朴、清刚静穆胜。于篆法，曾取赵㧑叔、黄牧甫之姿，尤得汉金文及大篆文字中错落参差、开合变化之趣；于刀法，多得于让翁，善用冲刀，轻浅取势，潇洒挺劲，灵活多变；于章法，则多摄㧑叔聚散之秘，白之红处、红之白处皆留字内，于严整中见疏密。其朱文取智，白文取巧，皆圆融而有生气，意态从容，有精利润媚之致。
“新旧”，两端对立而统一，中国书画既无完全之新，也无完全之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中开新，新中寓旧，此复古为新，借古开新也。
文字书写精彩玄妙，可为“翰墨”，唐人张怀瓘论之多矣。《书断》云：“文章为之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于书。”《文字论》云：“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其后能者，加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
东魏武定元年《崔景邕墓志》书刻俱佳，刻工精巧，线条圆润，信守拈来，颇有情趣。结体疏朗有致，空灵大度，笔画清爽劲健，似不经意，字里行间带有浑穆的隶书笔意，充满浪漫趣味。
欧阳修云：“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觉，徐而视之，其意态愈无穷尽。”得此者，不求工而愈工，极尽翰墨之妙。
“九九归一”与“从一写十”皆通于书画。前者从繁处得简，对自然、人物、点画、笔墨、图式、主题概括与提炼，多从临古中得；后者从简处得繁，对一物、一人、一树、一枝、一线、一点演绎与发挥，多从生活中得。两者相合，简处更简，密处更密，得对立统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