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杰（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阳明心学的崛起，开启了明代中后期儒学流变的序幕，结合晚明复杂多变的政事与时局，深刻地影响到此一时期学术的走向。以往，论者多以空疏、浅薄形容晚明的学术，甚至将明亡之过归结于心学。事实上，无论贬斥抑或表彰王学，都不可否认其引发的儒学内部流变，以及与此种流变相伴产生的学术多样性，在晚明光怪陆离的社会历史镜像之下，亦不乏严谨、务实、创见、博洽的学风。
《王文成公全书》 资料图片
明中叶以后，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命题，将程朱理学以超验的外在“天理”规范宇宙人伦秩序的绝对真理转向道德律令与个体内在道德意识相融合的哲学路径上，主体意识与心灵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心学“简易直接，明白四达”的哲学理路被士人广泛接受，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新气象。嘉隆时期，王学超越朱学，成为哲学的主流，打破了明代前期以来理学作为官学对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与禁锢，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晚明士人的思想。在王阳明之后，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提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传至颜山农、何心隐，已“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李贽更是“背弃孔孟，非毁程朱”，形成赤手搏龙蛇、掀翻天地的狂飙之势，严重瓦解了以程朱理学为根底的名教。王学末流“非圣无法”的极端态度引发了晚明儒学内部的剧烈震荡。东林学派的领袖顾宪成、高攀龙希望在秉承王学优长的基础上回归程朱理学，调和两家。王学内部，诸如刘宗周倡导“慎独”，以道德内省与修己自律来约束王学过分强调心灵的裁判所引发的宽纵狂妄。针对王学末流在学问上“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端，以朱学“道问学”补王学“尊德性”之弊，知行合一、体用并重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晚明时期严峻的现实伴随王学与朱学之间持续的交互矫枉，激发了士人端正学风、救世济民与经邦治国的实学思潮，其表现为三途：
其一，以经史相表里、崇实黜虚的史学考据之风。随着心学的盛行，冲破理学桎梏的思潮逐步蔓延升级。祝允明在其《祝子罪知录》中刺讥“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孟轲纵横者流，不可谓圣贤”“程颐、朱熹，经师君子，时之贤人，或称过之，更以疑累”。对传统论见及理学提出挑战。李贽更是提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刺谬不经”之论。王世贞对于经史关系提出“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春秋亦经，五经亦史”的观点。凡此，汇聚成一股反对理学、打破经学教条、会通经史的思潮。史学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提高史学的严肃性、加强历史著述的客观性受到重视。王世贞《史乘考误》指出国史、野史、家史三者的弊端，并参互考辨，系统清理和考订了明初以来的史著。诸如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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