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影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教授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是黄河上游相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不具备古代农业较早发展的外部条件；而黄河下游人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难以应对由它带来的洪涝灾害。黄河最为眷顾的当是泾渭农业区，它在一个“几”字形的大屏障里，精心呵护着一个风水极好，地势相佳的渭河盆地。“四塞以为固”且有着相对优越的农业生产环境与条件。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执行总编单之蔷说，流淌在秦岭北面关中平原之上的渭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但在中华民族文明（尤其是汉民族）发生和形成的意义上，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黄河。黄河的上游和中游地区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没有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地方是黄河的三条支流——陕西的渭河、山西的汾河、河南的洛河所围成的“三河地区”。汾河谷地是尧、舜、禹的故乡；洛河是夏、商王朝的所在；如果说汾河与洛河流域诞生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童年；那么渭河所孕育的文明则是中华民族的青年期。黄河两岸的文明都是产生在黄河的支流而不是主流上，这是因为文明的产生，需要自然环境提供不大不小的挑战和刺激，人类成功的应战产生了文明，黄河主流的挑战太大了，人类的童年承受不了，无法应战。而像汾河、洛河、渭河这样的水量适中、温顺驯服的河流，正适合人类的童年。黄河改道北上，形成一个“几”字形的屏障一样的大拐弯，留下一个襁褓般的关中盆地让渭河发育成长。如果说黄河是摇篮，那么摇篮中的宝贝是渭河。从地理的角度看，渭河无疑是黄河的支流，但是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渭河是主流，是正源，它在中国的中部形成一条轴线，这条轴是中华的文化之轴，中华文明的书页是以此来翻动的。
但是，单之蔷关于黄河的三条支流是中华文明的童年期和青年期的推断并不能完全代表农业文明的孕育过程，因为随着泾、渭河流域的杨官寨遗址的发掘，它反映出了极高的农业文明程度
单之蔷认为，黄河的三条支流中汾河、洛河流域诞生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童年，渭河所孕育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的青年期，是因为他不了解泾、渭河流域的杨官寨遗址反映的社会文明程度。随着杨官寨遗址的发掘，一个从未提及的史前文明足以震惊世人。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大致距今6000年前左右，距今5500年左右的杨官寨遗址表明了这里人口规模较大、大型聚落出现、文化发达，向世人展现这里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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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官寨遗址总平面图
杨官寨遗址考古项目首席专家王炜林研究员说，杨官寨遗址作为庙底沟文化时期的一处中心聚落，环壕等规模巨大的工程，无疑需要动用相当多的人力才能修建完成，而这仅凭杨官寨一个聚落的人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表明当时这样一个聚落已经具备了组织周边区域和周边聚落的人集中到一起兴建大型工程的能力。加上本次大型居民公共墓地的发现，这些都向我们揭示了杨官寨遗址是一处带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很可能就是最早中国的雏形，并为后来国家的起源、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础。
杨官寨遗址之所以成为文化发达、带有都邑性质的大型史前聚落遗址就因为它有高度发达的原始农业。
在农业起源上，一般称多元起源、多元交汇。也就是说只要有合宜的条件都可以产生原始农业，黄河流域既有相应的自然供给，又存在自然胁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过农业来维护自己的生存，但是又必须要参与劳动，这可能是黄河流域文明较早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另外，黄河流域的土壤、植被也是重要的因素，渭水流域的冲积平原属于绵土类的沙土或垆土。这种土质由于结构疏松、具有垂直的纹理，有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可以把下层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绵土特有的土壤自肥现象，也便于原始方式的开垦与作物的浅种直播。这里土壤比较疏松，植被相对稀少，有利于人类早期的农业开发。此外，黄河流域一年四季分明、植物的兴衰荣枯的周期性比较完整，对于人们何时耕种、何时收获，起了很好的指示作用，这是黄河流域农业较早先行一步的重要原因。概而言之，黄河流域的纬度、土壤、植被、气候等条件适宜了农业的产生，利于中国农业的早期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以后，原始人就可以耕种粮食、饲养牲畜，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农业。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观察和掌握了某些植物的生长规律，然后进行栽培。
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出现较早，大致可以追溯到距今八、九千年以前，发展到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时期时，农业生产已经较为成熟，杨官寨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史前发达农业地区，为研究中国农业文明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考古史料。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区航拍图
从另一个角度讲，高陵区杨官寨遗址原始农业在中国农业历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转载来源：公众号发现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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