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品·人品

 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写道：“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愚以为，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能够而且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上反映出作者的文化水平、学识修养、性格特点、感情色彩、艺术才华、趣味追求，甚至思想倾向和道德风貌等。因此，古今论书，往往就落在了“书品”与“人品”的关系上，而历来就有“书如其人” “书品即人品”之说。因此，书界也一直提倡书家重书更重人，即立品为先。

    宋代大文豪、书法家苏东坡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论书》）封建时代的君子小人标准，固然不足为今日所用，但从东坡先生的见解中，我们可以理解为，在艺术创作中，人品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明代遗民傅山论书，也着重指出了人品与书品的关系。他在《作字示儿孙》诗中，一开头就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他强调人品最重要，如果书家品德高尚，其作品也就会有奇古的格调；如果书家的道德败坏，他想用书法艺术的成就来弥补其人品的缺陷，那是绝对办不到的。他又说：“字亦何与人事,政复恐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气，乃可与论风期日上耳，不惟字。”他钦慕王羲之的为人，对王羲之“至今徒以书法传”表示惋惜。他更敬佩颜真卿：“作字先作人，亦恶带奴貌。试看鲁公书，心画自孤傲。生死不可回，岂为乱逆要！”清代朱和羹在其《临池心解》中也指出：“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然则士君子虽有绝艺，而立身一败，为世所羞，可不为殷鉴哉！”凡此，都是从人品上立论。

    在此问题上从古代书迹流传的情况看，大概也是如此。如被尊称为书圣的王羲之，被叹为书法观止的颜真卿，不仅因为他们字写的好，也因为他们的人品高尚，才流芳百世。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林则徐，他们的书法较之历史上一些书法名家，也许并不十分突出，但他们的字却特别受到保护和爱戴，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使然吗？相反，有的人也许写的不错，但终因人品不好，其书亦被排斥。如宋代秦桧的字，若论技术也有相当的功力，但其字流传很少；传说宋代四家“苏、黄、米、蔡”的“蔡”原指蔡京，但因其品格卑污，后人恶其为人，便以蔡襄取代之。又为明末的张瑞图以及清代的曾国藩、郑孝胥等人，书技极熟，书名很大，但受到人品的影响，在历史上不为人所重，或受人厌弃，书随人而逝，泯灭不传，则更是人所共知的事例。苏东坡又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苏轼《东坡集》）他的论书观点很明确，善书还必须人品高，其作品才能为世所珍。那些大节有亏，道德败坏的人，纵能写一笔好字，也不为识者所欣赏。

    因此，人品与书品的内在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人品是成就书品高下的要素之一，没有崇高的人品，要成就高品格的书法艺术是不可能的。当然，人品高了，书品就一定高吗？那也不一定。有了崇高人品，还需要加强艺术修养，注重笔墨技巧的锤炼、学识的积淀等，这样才能涵养广博胸襟和恢宏气度，书法艺术的品格才能高雅，所以说，书品高人品定高。书学史上有不少重其人品而更加重其书品的记载。清代李瑞清在《玉梅花盦书断》中说：“学书先贵立品。右军人品高，故书入神品。决非胸怀卑污而书能佳，以可断言也”。李健在《书通》中说：“自古书品，视其人品，故无学不足以言书。此书道之理也”。现代著名书画家黄宾虹先生也说：“人品的高下，最能影响书画的技能。讲书画，不能不讲品格，有了为人之道，才可以讲书画之道，直达向上以致于至善”。 近代书画家潘天寿亦说：“我认为‘笔正则画正，心正则笔正，人品不高，落墨无法。人格方正，画品亦高。人品不高，画品也低档。历世千百万年，人们所学习和追求的是人品高和画品也高的艺术’。”

    综上所述，愚以为，一个书法家要想提高书法艺术水平，除了加强笔墨技法的训练之外，更多的应该是“书外功”，即学识、修养、品性和情操的修炼。 学书之人，更应该把修身克己、提高素养、钻研学问放在临池之上。当下，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诱惑，大家很难寻找到古人那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心境，功利思想和名利之心在书法创作中产生浮躁的心态便在所难免。但，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深刻认识书法艺术的本质，以客观冷静的心态去极力克服种种浮躁的现状。否则，若干年后，那些徒有虚名的书法家终究会被大浪淘沙，经不起历史的检阅而被摔在沙滩之上。唯有那些德艺双馨、学富技高的书法家才能真正载入书法史册，并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