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报道，4月8日，执掌故宫博物院7年的院长单霁翔退休，在回顾单霁翔七年故宫工作的同时，不少人感叹“下一任院长压力山大啊”。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就是这位“网红”院长的继任者。而在此之前，王旭东已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近30年时间。
“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水利工程师”
“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水利工程师。因为我出生在甘肃农村，那个地方非常缺水，我小时候经常看见那些水利工程师或技术员扛着三脚架、经纬仪在修水渠，我特别想长大以后和他们一样。”
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王旭东最初的工作和文物、艺术毫无关系，而是一名工科生。
他能到敦煌工作，其实很偶然。1991年，敦煌研究院招地质工程人才加入莫高窟石窟保护。在老师的推荐下，王旭东“决定去敦煌看看”。在这之前，对敦煌他只记得父亲曾去那儿旅游，还在莫高窟九层楼前留影。
就是这一“看”，王旭东被莫高窟独有的神韵吸引，决定留下来，从事莫高窟壁画及土遗址保护工作。他回忆，“刚来莫高窟时，每天都要扫沙子”。
但对于敦煌壁画，王旭东彼时并没有太深刻的感受，以一个工科生的视角来看，只觉得它们是土、是矿物，他关注到的，是壁画的起甲、开裂等问题。
久而久之，他了解到壁画的价值，进而对莫高窟的管理、保护工作愈加用心。2014年，王旭东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从耳濡目染到发自内心的敬畏
为什么后来会渐渐喜欢上敦煌文化？
王旭东后来对媒体说，是耳濡目染。
“因为我就住在莫高窟，经常在洞窟里转，周围的同事也都是研究敦煌文化的专家，慢慢地，你就会从心底里产生要了解它的欲望。”
于是，王旭东开始阅读相关书籍，向同事们请教，进洞窟的时候，也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壁画上。
“我了解到不同时代的彩塑、壁画，其风格以及技法都不一样。而且，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它们表现的思想也不同。我越来越觉得其中的学问太大了，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对敦煌文物才有了发自内心的敬畏。”
慢慢地，王旭东觉得，敦煌石窟不再只是石头、泥巴，“它们是有生命的”。
最大限度延缓文物“衰变”
但石窟的生命终究有限，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播敦煌文物所承载的文化，成了几代敦煌人面临的问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便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敦煌研究院在国内文博界率先开展文物数字化工作。
王旭东曾说，保护是在和时间“赛跑”，希望最大限度地延缓文物的“衰变”。
在王旭东任院长期间，“数字敦煌”逐渐成为现实。
据报道，目前，敦煌研究院完成了150个洞窟的数字化信息采集，已有30个洞窟能在“数字敦煌”网站上免费三维立体呈现。据说，其中的高清图像比到洞窟现场，借着手电筒光看得还要真切。
不过在王旭东看来，数字化手段保存文物还只是第一步。“要通过运用数字技术为参观者带来不同的体验，尤其是吸引年轻观众的关注，让年轻人以全新的方式，接触和认识传统文化。”
也是在王旭东履新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那一年，研究院开始实施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以网络预约为基础、分时段参观为措施、数字展示组合实地参观为内容。
今年3月，王旭东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敦煌研究院将根据需求与微软、腾讯、小米、亚马逊、华为等公司开启了不同程度的合作，一方面做保护，比如将石窟文物数字化；另一方面，把敦煌文化推介和传播出去。
在他看来，要让文物“活”起来，保护是基础、研究是核心、传承弘扬是目的。“通过保护，最终要将文化遗产赋存的丰富而又多元的价值呈现给公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从中汲取营养。这就是我们保护、研究、弘扬要平衡发展的基本思考。”
“我们已经做好了走向国际的准备”
在接受采访时，王旭东不止一次提及，20世纪90年代初，在一次敦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资深首席项目专家内维尔 阿根纽的一句话——“莫高窟文物保护现在是由我们来做，但也希望你们参与进来，迟早是要交给你们自己做的”。
事实上，在国际交往方面，敦煌有着“先天优势”。
20世纪初，敦煌石窟由西方考古学家、探险者发现。而当时国内文物保护不力，不少敦煌文物流散国外。
可以这样说，要研究敦煌，就一定要面向国际。
王旭东认为，合作不能是寻求简单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而是要通过合作培养人才，这样才能拥有一支长期坚守大漠的人才队伍。
2018年初，王旭东用了“立足敦煌，走向世界”总结此前一年的工作。
“向世界，就是要把敦煌放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要主动走出去，要加大人员交流，让更多国家的人们了解敦煌进而走近敦煌，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贡献敦煌文化的力量。”
同时，王旭东也曾表示，“我们也已经做好了走向国际的准备，希望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项目”。
他说：“长期的国际合作也告诉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帮助别人时要秉持一颗真诚的心，要有包容、宽广的胸怀，以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为使命，不要有太多的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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