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摄影初到中国之时 究竟是何种情形

约翰·汤姆森拍摄的“一位中国高官家”，据考证此为一名叫杨昉的北京官员家，这位官员热衷于摄影

图为英国摄影师费利斯·比托于1860年拍摄的恭亲王像

图为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森于1873年拍摄的恭亲王像

三月末，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世像与映相”展览结束，展览展出的作品均是19世纪下半叶中外摄影师在中国拍摄的图像。跨越百余年，这些影像让人不禁思量，当摄影初到中国之时，究竟是何种情形。

今时今日，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各种摄影摄像工具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摄影术发明之初，却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19世纪，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摄影，之后这项能够记录人物、建筑以及风景的技术很快传入中国。摄影初来中国，发生了很多值得玩味的故事。

摄影术的发明和欧洲人的态度

1822年，法国一名退伍军官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开始研究通过将涂有沥青的金属版曝光来获得影像的方法。之后，他又尝试在镀银的铜版上进行曝光，留住影像。在此期间，他认识了舞台设计师达盖尔。1829年，二人签订了合约，约定共同研究摄影术。4年之后，尼埃普斯突然去世，但达盖尔没有放弃研究，仍致力于寻找记录影像的方法。

直到1835年，达盖尔发现涂有碘化银的金属版曝光后所留下的潜影可以在水银蒸气的作用下显影。这种方法所需的曝光时间较之前尼埃普斯的方法短了许多，只需要二三十分钟。1837年，达盖尔发现将底版在食盐溶液中浸泡可以解决碘化银见光会变黑的问题。同年3月，达盖尔用硫代硫酸钠取代了食盐，并将其发明的这种摄影方法取名为“达盖尔银版摄影术”，即银版摄影法，摄影术由此正式诞生。

根据法国摄影师纳达尔的回忆，摄影术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公众听闻了这项发明都很“震惊”，同时，人们对这种技术感到“很迷惑”。纳达尔还说，照相很快便与其他的超自然现象、妖术沦为一谈，人们把摄影师看做巫师，认为他们是在借助冥王的力量，利用手中的相机摄取被拍摄者的魂魄。1840年，丹麦雕塑家贝尔特·托瓦尔森在拍照时还特意做了一个驱魔的手势。另外，据纳达尔记载，“上至亲王，下至黎民百姓，面对相机都会瑟瑟发抖”，即使是最有知识和智慧的人，在面对照相机的时候都会“退避三舍”。

纳达尔所说的“最有智慧和知识的人”很可能是指他在回忆录《当我曾是摄影师时》中写道的曾经出现在他镜头里的法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著名的“摄灵论”认为，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由一系列灵魂组成的，这些难以计数的灵魂以极小的薄膜形式层层叠叠地重合在一起，而达盖尔摄影术每次会捕捉、剥离和留住一层投射在镜头上的灵魂。这种想法与欧洲当时盛行神秘术相关，同时也反映出人们面对新生事物时，由于其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恐惧，但在之后不久的1842年，巴尔扎克就已经接受了照相，并且称赞照片“逼真”、“细致”。

在这时，西方人也未完全接受摄影之术，曾有一位英国评论员评论说这项发明“几乎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同时表示如果这项技术不继续进行“很好的完善”，恐怕“还不如去做纽扣来得更实在些”。

部分中国人接受了摄影

摄影术发明后不久便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进入了中国。在几乎同一时期，中国科学家邹伯奇也在《墨经》和《梦溪笔谈》的基础上研究光学现象，并于1844年完成了与此相关的专著《格补术》和《摄影之器记》，同时成功研制出了“摄影之器”——尽管这台器材实际上是用做测量的仪器，但其中应用的小孔成像、透镜成像原理以及调焦、用纸承像等手段，都使得这台机器无限接近用感光材料把影像固定下来的照相机。

尽管中国古代早有光学研究成果，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摄影、成像之术还是显得十分神秘莫测。故而当人们面对手持照相器材的洋人摄影师时，也产生了几种不尽相同的反应。

1844年10月，法国海关官员于勒·埃及尔带着他的达盖尔银版相机来到了澳门，此时的中国人对照相机并不反感，也不害怕，应埃及尔之邀拍摄的人还会对这古怪的器材表示好奇。在当月18、19两日的日记中，于勒·埃及尔写道：“行人对我的拍摄要求每每非常配合。他们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很多人愿意为我摆姿势；作为回报，应他们的要求，我会在拍照后向他们展示相机内部的构造以及抛光的金属版上的影像。他们满怀惊奇，笑声不断。”之后的半个月，埃及尔拍摄了很多照片，同时指出，当时的人见到照片更像是孩子看到新奇事物时候的反应，更多的是“朦胧的好奇”，而非震惊。

同样是1844年，一位叫做奥斯蒙德·蒂法尼的美国游客记述的情形却与此不尽相同，他在记述一家照相馆开业情形的文章中提到：“很多守旧的中国人对照相术感到又震惊又迷惑，有些人觉得摄影师是巫师。”

显然，用一家摄影馆开业时的围观人群的态度指代所有人对摄影的态度是片面的，清道光朝进士、诗人周寿昌于1846年游历广东，并在其时接触到了摄影术，遂作《广东杂述·画小照法》记录：“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所谓的“画小照”便是摄影，“术人”即是摄影师，这段文字清晰地记录了彼时摄影师进行人像摄影的基本情形，而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也是对这种方法的肯定，并没有过多的惊讶或是惶恐。

然而，周寿昌对摄影的态度并不能代表所有清朝官僚的态度。1858年，后来因为火烧圆明园而臭名昭著的英国全权特派大臣额尔金勋爵詹姆斯·布鲁斯在与清政府高层官员会晤的时候就曾展示过照相技术以及电报技术，但当时与额尔金进行会晤的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和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却对电报技术更感兴趣。显然，桂良等人当时都被额尔金“电报能让皇上的号令更快地送达各个省份”的说法所吸引了。但是，桂良等人却不拒绝照相，他们在额尔金建议大家合影留念时都“很开心”，并向额尔金表示了感谢，“很快就位，准备拍照”。

显然，大臣们并没有在照相后将照相的心得分享给恭亲王奕訢。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时，英国摄影师费利斯·比托为恭亲王拍摄了一张照片。很多资料上都有记载，恭亲王在初见照相机时“面色死灰”，担心照相机其实是某种会夺走人生命的武器。但是这种情况在之后摄影师对恭亲王的拍摄中很少见。1873年，同样是著名在华摄影师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为恭亲王拍摄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恭亲王坐在花园中的圈椅上，右手大拇指戴着扳指、扶着假山。神色严肃但也较为自然，坐姿也较为放松，可见已经适应了拍照。

作者 袁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