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杨识宏
导言：2019年4月3日，生活、工作于美国纽约的台湾艺术家杨识宏在广东美术馆首次集中展示了其近作，这是其继2015年东京上野之森美术馆个展之后的又一次创作梳理与深度呈现。展出二十余件巨幅画作，涵盖艺术家近年来的绘画创作和文献史料，包括有关创作的珍贵信札、手稿、照片以及七八十年代报刊杂志，立体地呈现了杨识宏的绘画发展轨迹及抽象创作历程。
在纽约艺坛，杨识宏是第一位获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P.S.1当代艺术中心“国家工作室”计划奖助的华人艺术家。他1947年生于台湾，1968年毕业于台湾艺专美术科（现台湾艺术大学），1979年移居美国，1989年获得“杰出亚裔艺术家奖”。在其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对“生命意义的探讨”是创作思考的主轴。他的艺术经历了一个从具象到抽象的发展历程：从最初对自我“存在”的反思；到“都市文化”的批判；及80年代旅美后涉及“后现代的浪漫与象征主义”；至90年代开启以“植物美学”为抽象绘画创作风格；2000年以后则开始于内在世界的精神性探讨。
此次展出的巨幅画作，展现了东方绘画的含蓄与诗意，几十年来，他的绘画创作对抽象与具象、东方与西方、传统及当下的辩证与思索，不仅在其创作生涯留下深刻轨迹，同时也成就了他极富个人特色的绘画美学。
生之欲 Lust for Life 203x274.5cm 布面丙烯 Acrylic on Canvas 2017-2018
雅昌艺术网对话杨识宏
雅昌艺术网：您个人经历是怎样的，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艺术？
杨识宏：我开始接触艺术大概是在13、14岁，记得当时我看到了《梵高传》，这对我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至今。后来我进入台湾艺专美术科学习艺术，毕业之后开始做艺术创作，参展展览活动，可是一直没办法被接受。
1979年去美国之前，我在台湾举办了6次个展，一张画都没有卖，但我仍然坚持了下来。其实当时我是想去巴黎，那是我喜欢的“艺术之都”，但因为语言的关系，我只能选择美国。巧合的是50年代末开始，世界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美国，这让我下定了决心。出国前的最后一次展览，我的作品开始卖出去了，这也给了我一些信心和勇气。
雅昌艺术网：到了美国之后，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杨识宏：在我出国之前，因为没办法靠卖画为生，我不得不做一些设计的工作。那时有人给我很好的机会：在一个大饭店里做艺术总监。但是我知道那不是我想要的。
到纽约之后，一切都是从头开始。而且是更大的舞台，全世界各地优秀的艺术创作者几乎都集中在那儿。当时我想，给自己五年的时间吧，如果混不出来，我就再回去做设计，能有饭吃就行，我想美国一定更需要设计人才。
到第三年的时候，就开始有画廊要展出我的作品了。大约第四、第五年，我得到了一个很高的荣誉：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P.S.1当代艺术中心“国家工作室”计划奖，那个很不容易，我是第一个获得的华人艺术家，因此我得到了一个免费的工作室资助。对我的艺术生涯来说，那是一个转折，之后，我开始真正登上纽约艺术界的擂台。
雅昌艺术网：当时您创作面貌是怎样的，和之前在台湾的创作有什么不同吗？
杨识宏：去美国之前，因为工作会做设计，对波普艺术不免有一些了解，也影响到了我的创作。
在台湾时，我画了一些日常中看得见的形象，我称它为“复制时代的美学”。20世纪以后，“全球化”开始变得流行，大家的生活方式变得很接近，都是住公寓，年轻人穿的一样的衣服，牛仔裤，T恤、衬衫······，一个马来西亚青年、一个新加坡青年跟一个韩国青年，看起来都一样，所以我画了很多这些具有“复制美学”特点的形象，画面也是很具象的。
去到纽约之后，艺术思想潮流刚好又回到绘画。之前是现代艺术各种流派的尝试，艺术界渐渐宣布绘画已死。但抽象到极致，最后什么都抽掉了，没有东西，一张画布白白的，要么就是黑黑的，或是红红的，什么也没有，变成了纯粹的“形式主义”，走不下去了。就有一些艺术家开始把形象的东西，甚至有内容的东西搬回来再用。当时被称之为绘画的“再复兴”，那个思潮称之为“后现代主义”，把古代的东西又搬回来用，可能在画面某一个地方加入希腊的柱子，或者加罗马的天顶等等。
绘画突然变得很火，很多搞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开始回来画画，那时候法国有“新形象画”、德国有“新表现主义”、意大利有“超前卫”、美国有“新意象”等等，80年代是所有西方美术史里绘画最火的十年。
我受那个氛围的影响，尝试把东方文化里很多元素都融合在画面里。比如兵马俑、敦煌壁画，台湾原住民的雕刻等，当时大家看到的都是欧美的东西，忽然看到东方味道的反而很喜欢。也是靠这批作品，我获得了PS1的奖项。
雅昌艺术网：获得认可之后，您的创作和生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杨识宏：这些作品画久了之后，我觉得很做作，跟我实际的思想、生活没有关系，感觉自己是为了画画而画画，而不是为我自己或者为人生而画画。于是我开始转变，这也与我的生活本身有关。
获得工作室之后，搬家收拾东西时，忽然发现行李里面有几包东西没有拆开，一打看原来是种子。那是出国时，母亲交给我的，她听说美国地很大，可以自己可以种花、种菜。看到那些种子，不知道它们是死了还是活着的？于是我就随便种在前面的院子，地上挖个洞，放进去，浇一点水。没想到两个多礼拜全部发芽长出来了，而且越长越好。
这对我的艺术创作是很大的启发，我发现原来生命的力量这么强大，只要给它阳光、空气、水就可以新生。记得有一位法国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他说如果你是一颗种子一定可以新生，这使我思考到很多问题，我开始关注植物，也开始在院子里种，我的画室有天窗、光线很好，最多的时候我种了四、五十种，像一个植物园。我发现植物很美，而且很多人都忽略了它的美，它有生有死，又象征人生命的循环。这个大的转折，不仅是艺术创作上的，也改变了我对于生活和艺术的认知。从这个时期开始，我的画面开始逐渐从原来具象的形象，慢慢走入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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