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的历史与文化之维”分论坛举行

2019年1月13日，2019北京大学基础教育论坛“乡村教育的历史与文化之维”分论坛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报告厅召开。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韩嘉玲发表开幕致辞，回顾了中国农村教育的历史，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办适合乡村、发展乡村的教育。此次论坛共分为“教育在民间”、“扎根在田野”上下两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程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范云霞、北京舞蹈学院教育学院教师安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学男、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讲师王成龙、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助理研究员张越分别做主题报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郑新蓉教授为本次论坛致总结辞，并就教育的公共性问题发表主题报告。   

教育在民间：底层教育的文化资本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程猛在《“读书的料”及其文化意蕴》的主题发言中，从民间话语“读书的料”入手，通过自传社会学和深度访谈收集了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农家子弟的成长叙事，探索农家子弟在以教育为目的的阶层流动过程中的创造性和文化生产。他的研究发现，农家子弟存在一种通往高学业成就的文化生产，“读书的料”创生出先赋性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这突显出中国底层特有的文化资本。他指出，农家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关键不在于其弥补了自身文化资本的缺陷，而是充分利用底层特有文化资本的结果。“读书的料”生产了有助于底层子弟取得高学业成就的独特筹码，也生产了一个复杂的的道德和情感世界。“读书的料”之群体既有以“高学业成就”为中心的文化生产，还在进行着以“过道德生活”为中心的文化生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范云霞以中国中部省份的一个乡镇M镇为田野调查对象，发现在日益激烈教育竞争中，普通劳动家庭的母亲迁居学校附近，照料面临高考的子女，并在陪读劳动中建构其“陪读母亲”的身份。她的研究发现， “陪读母亲”的教育劳动是家庭性别分工下新的“家务劳动”；从分工内容看，母亲们的“教育劳动”属于学校教育劳动分工链溢出的“低端”劳作，一方面，由于缺乏文化资本，家长与学校的关系是“陪”与“服从”，另一方面，她们自觉远离“素质教育”，与学校有效的“应试教育”形成有机配合；传统“望子成龙”和现代“儿童本位”价值联合塑造了陪读母亲的无偿劳动价值。陪读既面临孩子成绩可能无法提高的风险，也有家长自我无意义感。总体而言，陪读既是在当前社会结构下中下层女性家长不得不以“照料子女生活”的方式参与的教育劳动，又是中国劳动阶层母亲为争取子女教育成功所做出的能动的、理性的行动策略。  

北京舞蹈学院教育学院教师安超反思了以布迪厄为代表的阶层教育学派的基本观点，指出文化区隔话语在揭示教育与阶层再生产的对应关系上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其建构的概念化、类型化的养育文化研究常常被很多研究者作为简单的标签贴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类型上，容易忽视中国本土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以及养育互动的复杂性、多样性、情境性，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贬抑底层养育文化和教育智慧的倾向。阶层教育学的突破，需摆脱阶层二元对立的观念，看见不同养育方式的适用情境；需回归教育生活史的传统，看见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和文化互嵌的现实；需关注底层的养育叙事，对微观养育实践进行深描，以重新发掘不同养育方式的价值，寻求庶民教育的真义。

安超发言

  扎根在田野：乡村 教育视野中的教师和儿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讲师王成龙以河南省豫南镇为个案，运用田野调查方法，采用生命历程和代际比较的视角，探究社会结构的变迁对乡村教师生命经验的影响，呈现了三群现任乡村教师——民办教师群体、“中师生教师群体”、“新生代教师群体”的社会生活，关注他们在行为实践和价值观念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代际（群体）差异。他的研究发现，效率与数量优先的教育普及带来了乡村教师素质的变迁，国家对乡村学校的强控制消减了乡村教育的功能与教师角色，城市化取向的教育建制化正在瓦解乡村教育办学活力，焦虑不安、心灵漂泊的新生代乡村教师将全面占据乡村教育领地。最后，他呼吁在乡村振兴中重塑乡村教育活力，吸引优秀青年到乡村任教；通过定向培养的方式，提高乡村教师对农村教育发展实际的适应性；分类研究乡村教师的群体差异，解决乡村教师的实际生活困难，提高乡村教师的意义感。

王成龙发言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学男以云南腾冲和景洪为田野地点，研究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内部关联性。她发现，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模式和机理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机理具有同构性。在投入方面，教育领域中以硬件建设、提高教师待遇为主的资本投入与增加，与以增加资本投入的扩大再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同构性；在发展路径上，布局调整与撤点并校导致的择校与陪读，暗合了以地产业为推动力的城镇化扩张，并形成利益互动；在动力机制方面，经济和教育发展都催生出以“产出-成绩”追求为目标；在评价方式方面，惟GDP增长和成绩提高的结果评价，使得“分数主义”在教育中随处可见。现代化进程如同高速运转的漩涡，使不同类型的学生和学校层级化，也割裂了儿童与村寨、家庭、民族的联结。只有尊重原生经验、文化生态、语言背景和社会经济环境，建立适切的教育，少数民族才能实现有质量的和可持续的发展。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助理研究员张越在《少数民族乡村儿童的图像世界——一个傈僳族村寨的民族志》主题发言中，从图像化的时代特征出发，探讨信息化-图像时代对边远少数民族教育带来的变革，分析乡村、少数民族儿童的图像资源、读图和画图的特征，提出少数民族乡村儿童的图文资源及社会文化结构仍与主流群体/城市儿童有所区别，他们独特的生活经验、价值观念与认识规律是学校教育必须面对的学习者文化多样性；图像具有复杂的文化属性，适合学校教育的图像应既具有对儿童生活经验的包容性、也具有超越日常生活的教育性。

张越发言

劳动家庭的教育命运与教育的公共性

郑新蓉教授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郑新蓉教授用“发声、思考、改变”来概括本次论坛的研究主旨。她指出，劳动家庭的父母是“无声的家长”，劳动家庭的教育力量是“赤身肉搏”的教育力量，走出农村的读书人回望“劳动家庭”为底层文化和教育发声，用学术研究的方式会看家庭的历史，让乡村文化和教育的价值被“看见”，是劳动家庭和乡村教育找到出路的开始，是从劳动家庭走出的读书人超越个人奋斗发展的局限，走向具有更大的社会理想和“家国情怀的开始，同时，也激发人们去深入思考劳动家庭对公共教育的诉求，思考教育的公共性欲劳动家庭命运的关联。郑新蓉教授指出，教育的公共性赢是现代公共教育制度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教育的公共性功能指向教育的价值层，主要包括实现民族国家认同，发挥社会动员和团结力量，实现个体向上流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教育在这几个方面均有不断弱化的倾向。新时期国家和乡村发展需要重建教育的公共性内涵，重视当地人在公共教育和新农村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至此，北京大学“乡村教育的历史与文化之维”论坛圆满结束。乡村携带着中华文明演进的密码和基因，其历史和文化价值需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予以充分审视、反思和再发掘，乡村文化和教育的振兴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关注和关怀。